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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先扶教，治貧先治愚。扶貧，長久之計是提高人口的素質，應該讓他們從封閉的傳統人變成文明現代人，用知識和技能去創造財富創造新生活。才能真正達到扶貧的目的。
一是援助項目主題雖然鮮明，但很少有對我國的貧困進行深度研究。需要研究真正使我國貧困地區人們達到文化自足的因素，研究中國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并存的特定的文明格局下，貧困地區貧困的形成史與文化機制，研究在中國這樣的特定文明格局下，這種貧困得以維持和積累的文化因素等。
二是目標群體的缺席。貧困地區需要什么樣的教育援助，往往是項目資助者和咨詢機構施加給受資助地區的學校和學生，而這些地區的學校和學生恰恰不能判斷這些資助對他們的作用，這與采用“自上而下”的任務取向而忽視向上的信息交流渠道有關，沒有從目標群體出發考慮問題。
三是大多數資助項目更關注硬件建設，而對接受了相應義務教育的畢業生的出路關注不夠。義務教育之后，受資助地區初中畢業生如果繼續上學需要更大的資助，如果不繼續上學而在他們本地從事既沒有科技含量又沒有注入科技動機的勞動，上學對他們來說，看不出有什么現實意義。這些項目沒有關注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兒童發展的連續性問題。
四是許多援助項目對貧困地區和我國的義務教育投入政策和管理體制認識不足，沒有對我國教育管理體制和教育投入政策進行研究，對義務教育作為公共事業的均衡性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投入政策依據的實證研究很不夠。
要從根本上消除教育貧困，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加以規范。筆者認為，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創新工作思路。
第一，道義支持與制度建設兼顧，實現教育扶貧的制度化。義務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依法保障每個適齡兒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加大對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是現階段我國政府面臨的一個挑戰。在我國這樣一個區域間、城鄉間、各行政級別之間教育資源存在明顯差異的大國，要實現均衡發展僅靠人道關懷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以公平公正為基本導向和原則，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和投入保障機制。在制度的整體設計上，要深入研究五級政府(中央、省、市、縣、鄉鎮)預算鏈條下如何加強預算經費的按時足額到位;各級政府安排下級的資金時需要什么樣的有效監督機制，他們對本級政府和本部門的利益關注應該通過什么樣的標準和機制加以限制，等等。
第二，硬件援助與軟件援助兼顧，實現受援者的自覺轉變。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和扶貧力度的加大，絕對貧困地區和絕對貧困人口數量不斷減少，對這些地區和人群的關注也逐漸從生存需要轉向發展需要。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給這些發展相對落后地區注入更多的動力和活力，對這些地區和人群提供教育援助時就不僅要關注他們最緊缺的物質資源，如校舍、教學儀器設備、圖書等硬件設施，更要關注他們急需的師資、課程、管理等軟件資源。要為受援者注入一種新的理念，改變他們甘于貧困的精神面貌或者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狀態，激發他們的自我發展需求，實現他們的自覺轉變。
第三，短期目標與長遠目標兼顧，實現受援地區和受援群體的持續發展。已有的援助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的教育項目，往往具有很強的時限性。在項目目標設定時，常常更關注能在短期內見效的指標，而對受援地區和受援群體的長遠發展則缺乏關照，這樣，項目的影響時間和范圍也自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今后開展教育援助項目，要努力關照項目地區的長遠發展，兼顧短期目標與長遠目標，實現受援地區和受援群體的持續發展。
第四，現代性資源與非現代性資源兼顧，實現援助投資收益的最大化。人們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援助形成了一種定式，即貧困地區的人擁有的是貧困文化，只能用現代的文化對其進行改造，忽視了對貧困地區文化中積極的非現代性因素的充分挖掘。在物質資源極其貧乏的條件下，當地的人們積極挖掘自己的智慧，形成了許多好的做法和經驗，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當地特定情況下的特殊需求。比如，在居住分散地區，實行復式教學就是提高資源利用率的一個有效做法。因此，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援助，應認真研究當地的特定文化傳統和特殊環境因素，充分挖掘非現代社會中有利的教育資源，實現援助收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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