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出發點
創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觀活動。因此，以實事求是為出發點，是創新的必然要求。縱觀毛澤東的創新思維，其出發點基本上都是緊緊圍繞中國實際，并由此延伸、展開的。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澤東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所謂“實事求是”，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作了解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1]通俗地講，實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從實際發生的事情中去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毛澤東所以能不斷創新，同他一貫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密切相關。
毛澤東無論做事還是思考問題，最大的特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譬如，同樣對中國民主革命應該走什么道路問題的思考，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就只知道圍繞馬克思主義書本找答案。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神圣化，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萬寶全書”。總以為經典作家的書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慮中國的實際。結果找來找去還是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許多人凡事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2]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是神。馬克思、列寧既不可能對他們在世的時候，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問題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對他們去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現的問題給出答案。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科學理論，只是為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指導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藥”。有些問題，各個國家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去解決。
比之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他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堅持從實際出發，尤其從中國實際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結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許多方面，都是如此。如關于統一戰線問題，馬列主義都提到過“一個聯盟”，既工農聯盟的思想。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根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點，創造性提出“兩個聯盟”的思想。由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
其實，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所以十分強調凡事要實事求是，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從本質上講雖是相同的，但實際上，由于各國的國情不一致，具體情況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須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所以能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關鍵就在于他能夠正確理解與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懂得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道理，明白理論指導必須要以實際為出發點，從而把問題的思考建立在實際上，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有效結合起來。正因為毛澤東踏在了中國社會實際之上說話辦事，所以才會創造出那些帶有“中國氣派”的新事物。如同鄧小平所說：“列寧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于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并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里尋求在落后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馬克思能預料到落后的俄國會實現十月革命嗎？列寧能預料到中國會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勝利嗎？”[3]由此可見，專從書本里討生活的人，是創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澤東說的：“馬克思主義‘本本’是要學的，但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4]這樣，才會有所創新。毛澤東與他同時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創造力，即在于此。不難想象，如果毛澤東也類同于教條主義者，只會抱著書本，背誦書本，從書本里討生活，那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將與他無緣。所以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創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澤東創新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
二: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基本方法
從客觀上講，創新有一困難，就是已有事物的權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擾和束縛，而不敢去創新。尤其是面對偉人的思想，索性關閉自己的思考機器，更不用說去創新，結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其實，這些人沒有真正領悟偉人思想的真諦。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自己說過，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可是，我們有些人，偏偏不相信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說的，以形而上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硬是把馬克思主義神化和教條化，人為地板結與僵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對此則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經說過，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5]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于發展。毫無疑問，超過馬克思，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創新。
毛澤東在創新過程中，同樣遇到偉大思想和權威模式的影響。但他的方法是，憑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對權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棄之，而堅持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再拿民主革命道路為例來講，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模式。然而，它在中國卻遇到了挫折。面對這樣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權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堅持認為它是中國革命唯一道路的情況下，怎么辦？是繼續按原路走下去，還是另辟蹊徑。走下去，無疑仍將面臨失敗。另辟蹊徑，就要面對創新風險。然而，毛澤東以他的膽略與睿智，選擇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腦，面對中國土地，進行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既不簡單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實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懷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從兩者比較與結合中，意識到特殊國情需要特殊道路，從而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一條符合中國特點的新道路，正因為毛澤東有這么一種既堅持獨立思考，又善于辯證思維；既尊重別人的經驗，又不盲從的思維方式，所以他能夠講出“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6]這樣一種充滿辯證思維、讓人耳目一新的話，能夠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
其實，創新的最大困難，并不在于已有理論的權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思考與辯證思維。做不到這一點，即使不是權威理論，也不會有創新之舉。毛澤東的這一創新思維特征，正從這方面為我們做了實證與演繹。事實上，毛澤東亦非天生具有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的能力。他也有過與他人相似的、簡單地把領袖的話當真理的經歷。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中，曾講起黨對農村問題、主要是對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長沙時，無由反對。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報告。然而，最終還是因為自己“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7]后來的事實表明，“領袖同志”的話未必句句正確。當然，這不是說，“領袖同志”的話都不必去相信。而關鍵是對“領袖同志”的話，也必須以客觀事實為準繩。無端懷疑與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創新。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既能正視錯誤，又能改正錯誤。正如他自己說的，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的聰明起來。正因為，毛澤東善于總結經驗，能夠正確認識事物發展的辯證關系，才使他及時走出“唯書、唯上”的思維定勢，在實踐中打造成善于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的方式，為創新鋪下基石。
以上可見，善于獨立思考，堅持辯證思維，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會有思想，善于思考，才會出新思想。毛澤東正是在對待任何問題上，既不為某種思維定勢或他人思想所束縛，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論和模式，堅持用自己的頭腦思想，才有所創新。
三: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實踐基礎
毛澤東創新精神的思維方式，不僅強調從實際出發，而且十分重視對問題的思考與下結論必須建立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把調查研究看作是認識事物、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做好工作的前提與基礎。他說：“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8]以調查研究作為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實踐基礎，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重要特征。他的許多創新思想均源于此。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時候。當時黨內在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上存在兩種不同思路，一種只是唯上唯書，一種提倡唯實。毛澤東堅持唯實思路，一切從實際出發，先后在閩贛兩省做了十多次實地考察。如江西的尋烏、東塘等處調查，福建的才溪鄉調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當時農村從群眾生活、政治組織、地方部隊、土地狀況到農村各階級的面貌，作了詳盡介紹。正是以這些實地調查為現實基礎，我們黨才正確制定了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路線，并獨創性提出了農民問題與中國革命關系的一系列思想。
調查研究為毛澤東的創新思維鋪實了基礎，也避免了認識上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正因為有了建立在客觀實際基礎上的認識，所以毛澤東能夠精辟地提出許多獨創性的思想理論。可以這么說，離開調查研究，毛澤東對有些問題的認識，也未必會有創造性見解。30年代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的教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不做調查研究，就很難說真正了解客觀實際，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只能“唯書，唯上”，跟著別人亦步亦趨。當然就不會有高人一籌的獨到見解。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實踐基礎，也是他作為一個腳踏實地的革命領導者的工作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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