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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熱點相關背景

1月18日，廣州番禺11歲女孩陳某，遭到奸殺，兇手是19歲的韋某。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但因為當年他未滿14周歲，而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他在廣西家鄉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至案發前無業。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新京報徐明軒： “重教輕罰”體現了法律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但像韋某這樣第一次殺人時，因為不滿14周歲而逃過法律責任;雖然持刀傷人被判6年刑，但那是未成年人期間，不構成“累犯”。立法從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出發，卻在這個個案中一筆抹殺了韋某的所有“前科”，包括故意殺人這些嚴重暴力罪行(未到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并沒有排除殺人的違法性)。立法對于這種主觀惡性極大，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的未成年犯罪，是否應留下“但書”的空間?其次，未成年人減刑往往“適當從寬”，但是對其“再犯可能”應有科學的評估，要把這道閘門關緊，防止其出獄之后報復社會。像韋某這樣出獄不過兩三個月，就犯下極端兇殘的暴行，這也是提醒其原服刑單位，對于未成年人改造和減刑，不能簡單地例行公事。的確，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面臨一個“兩難”，這主要源于中國跨越式的法治發展，不同法治發展階段的問題被壓縮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在尚未充分承擔“保護”職能的時候，就面臨“袒護”的質疑。面對這起案件，中國未成年人司法機制應有所反思。

@人民網胡欣紅： “孩子犯錯誤，連上帝都會原諒”。考慮到未成年人身心均未發育成熟，犯罪往往不是主觀惡性作祟，而是因為不諳世事，受到社會的不良誘惑所致。因此，對于具有極強可塑性的未成年人，不宜痛下殺手。而且，“重教輕罰”體現了法律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但是，學壞容易學好難。倘若相關各方能齊心協力把孩子教好當然是好的，可對于那些主觀惡性極大，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的未成年人，教育往往是蒼白無力的。因此，必須積極尋求對策來應對感化教育失敗的后果，而立法嚴懲無疑是最佳彌補措施。否則，對那些家里管不好、學校管不了的“問題少年”來說，犯罪成本非常低廉，未成年人施暴就會演變成“法外之地”，甚至形成可怕的“破窗效應”，陷入惡性循環。“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青少年犯罪低齡化成為不爭事實的今天，法律不宜片面強調施暴者作為未成年人的特殊權益，要知道，嚴肅懲戒施暴者才能保護更多的未成年人，也包括警醒挽救那些容易滑向犯罪深淵的問題少年。

@蔣萌：14周歲以下犯罪不承擔刑事責任，未成年人犯罪減輕處罰，這些法制善意卻被一些少年惡棍所利用，在有恃無恐心態下，進一步危害社會。像本例中的韋某，先掐死一名男孩，又持刀傷害一個女孩，再奸殺一名女孩，法律對韋某的仁慈與寬厚，“代價”卻是不斷有孩子遭其毒手。試問：那些受害孩子的家人會如何看待法律的公平與公正?法律是否真的為他們主持了公道?面對少年累犯層出不窮，惡性案件令社會震驚，一律“刑不上少年”的法律是否應當有所調整?此外，勞動改造的關鍵是改造，讓服刑者能夠重新做人，在回歸社會后至少不再危害社會。但現實中，刑滿釋放人員再犯罪的情況并不少見。這之中，固然有惡徒本性難移的因素，但改造的不成功、如何使刑滿釋放人員融入社會也是十分現實的問題。預防犯罪，尤其是預防重復犯罪，恐怕不能僅靠刑滿釋放人員“自覺”。有關部門能否提供一些“復健”性的培訓與工作，持續督促并幫助有關人員融入社會。有關工作肯定存在不小難度，但難度不是不作為的理由。

解析：不得不說，當看到如此殘忍的事件發生在一個剛滿19歲的孩子身上時，除了驚訝之外，更多的是痛心。想想，慘遭毒手的小女孩，她的人生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犯罪分子，沒有絲毫惻隱之心，這種冷血與殘忍，與他們的年齡極不相稱，思維正常的人們更無法理解這種兇殘與暴戾。

據了解，嫌犯韋某還是一位剛減刑釋放的“慣犯”，他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又在2011年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而在2015年11月猜減刑釋放。小小年紀，卻如此作惡累累，怪不得人們會呼吁“嚴懲不貸”，說實話，這樣的人如果不加以嚴懲，還不知道以后會殘害多少無辜人。而這也讓我們對未成年人犯罪引起思考。

雖說未成年的孩子絕非天生惡人，他們之所以作奸犯科，往往是因為涉世未深，不明事理，只要家庭、學校與社會善加引導，應該能夠改過自新，走上正道。但是，隨著未成年人犯罪性質的越來越惡劣，如何通過法律途徑嚴懲惡性犯罪的未成年人，是一個必須正視的話題。

所以，有必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加細致科學的劃分未成年人的年齡階段予以區別處罰，特別是主觀惡性較強的惡性犯罪，更應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