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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資本市場的再度活躍和加大投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東南亞地區完全有條件擺脫目前的困境;危機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正確認識危機;這關系到能否制定正確的戰略，使經濟增長持續，從而避免危機的重現

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的認識分為幾個階段。起初，焦點集中在國際炒家身上，由于他們利用規則的漏洞破壞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對規則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重視，泰國、新加坡等“無為而治”的金融監管方式受到質疑。后來，人們又將注意力轉移到金融業本身，從資本結構入手，揭示了資本過度流動、負債比例過高以及銀行呆壞帳等問題，對過度信貸導致的泡沫經濟進行反思。此后，對各國各行業甚至各大跨國企業受危機影響程度的一番調查研究，尤其美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又引發了一個對高科技的認識問題，加上知識經濟的新概念，一時間高科技之聲此起彼伏。

毫無疑問，人們對危機的認識是由表及里不斷深入的。在此基礎上，筆者想從以下兩方面再談一些認識：

一、金融危機的背后其實是經濟出現了危機

金融與一國經濟的關系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滅的禍端。盡管如此，將東南亞經濟目前的困境都歸咎于金融問題，未免有失偏頗。這次金融危機中，真正受到重創的只有泰銖，然而危機過后整個地區經濟一直低迷，除了財政政策的推動外，投資和消費均無熱點。事實上，從1992 年開始，英鎊、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國際炒家襲擊，并引發了墨西哥金融危機。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機在外來資金幫助下很快化解，而東南亞經濟卻未能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而明顯好轉。從歷史上看，金融危機也常常不是簡單發生的，多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都是股市的崩潰，而當時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競爭造成的供大于求的過剩經濟。

然而，用“經濟危機”來形容現時的東南亞經濟狀況又似乎言過其實，因為這個詞往往令人產生很深層度上的聯想。事實上，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我們對這個詞也應有新的認識。

首先，新的歷史時期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已經發生變化。面對自由競爭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西方國家的經濟戰略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一是市場戰略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成為西方國家市場戰略的目標，為緩解國內市場飽和問題，當今發達國家的產品有一半是銷往國外的。其二是加快了產業和技術的創新步伐，以自覺的更新打破了經濟發展的周期。其三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其四是銀行戰略的變化。這些戰略變化，加上二戰后各國經濟實力提高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必然會對經濟周期引發的經濟危機有所緩解，尤其會改變過去那種激烈的爆發方式，而以經濟停滯為主要表現，即如果一國或地區經濟長期停滯，則有可能就是經濟出現了危機。

其次，要用創新理論和經濟全球化來重新認識經濟危機。“創新”并非一個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世界經濟的周期現象，到六、七十年代，創新理論在西方已被廣泛接受。根據這一理論，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的創新，分為四個階段，先驅者冒險成功的首創階段、投資者涌入的蜂擁階段：新舊組合并存的共存階段和新組合取代舊組合又未出現更新組合的停滯階段。如果創新能夠連續，則經濟保持發展，反之，周期性就明顯存在，表現為經濟的停滯與發展。

經濟全球化也使創新具有國際性。東南亞各國60年代以來的發展，無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運用了發達國家的創新成果，技術轉讓和來料加工對經濟的高增長和財富的積累起了決定性作用。高額利潤也吸引了巨額資本輸入，又進一步發展了資本市場，形成了區內多個金融中心。資產迅速升值，勞動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現一片繁榮。然而，當創新成果的先導優勢縮小時，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也開始下降，再加上市場的日益飽和，經濟增長就會明顯放慢，這種情況在經濟發達的日本早出現。當泡沫在金融危機中破滅后，這種狀況就迅速波及整個地區，也可以說金融危機使經濟停滯在這些國家提前發生了。事實上，東南亞國家正處于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時代的新一輪創新中，各國在產業技術上已沒有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競爭的實力，開放的市場更使自我發展的機會減少，戰略調整的佳時機錯過;另一方面，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初級產品的出口方面，不僅受到市場需求或自然資源本身的限制，又因為成本太高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不具優勢。

二、復雜原因背后的關鍵是戰略上的問題

金融危機引來人們對地區經濟的徹底反思，各種觀點層出不窮。比如，日、韓等國的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政企不分，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泰國的國家機器失靈，也被認為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經濟被視為危機的根源。同時，又有分析認為，美國現時經濟的泡沫同樣嚴重，尤以股市為甚，不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連政府收入也計劃投入，對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瘋狂。因此，有觀點認為，美國已經到了危機的前夜。此外，腐敗、外債乃至文化方面的問題，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課題，即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什么。

筆者認為，不能將經濟和制度上的所有問題都視為危機的原因。危機從根本上說其實是增長的危機，沒有增長，所有問題都暴露出來，有了增長，就有了解決問題的基礎。比如美國，80年代通過加強監管和債務重組，成功解決了當時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下降問題，而同樣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來嚴重的惜貸現象，原因就在于美國通過經濟調整和科技創新保持了經濟增長，而日本卻陷入了停滯。因而說，導致東南亞經濟這種增長停滯的關鍵，是戰略上的問題。

(一)注重財富積累，忽視競爭力提高

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曾說過：“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這正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問題所在。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由農業經濟向工業化轉變中，靠短缺經濟和大量投資取得的，財富的聚集，從一開始就不是依靠生產效率的提高。在巨額財富取得后，忽視競爭力的提高也成為必然，何況區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增長好的地區積累的財富又涌向落后地區，重復過去的發展，以獲得更多的財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有著顯著弊端：

其一是忽視技術進步，不愿承擔創新風險。即使亞洲技術先進的日本，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一個明顯區別就是基礎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遠遠多于在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的投資，其中房地產還占有相當比例。

其二是錯過經濟調整時機。當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將取代資本投入而起到關鍵作用。美國之所以能保持經濟發展的佳狀態，一方面取決于其在科技先導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實現的產業結構調整。麥卡錫公司的調查顯示，世界著名大企業兼并10年后僅1/4賺回所花費用，但其戰略意義遠大于此，可以說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反觀東南亞各國，除日、韓通過兼并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外，其他各國多半沒有通過兼并戰略進行經濟的結構調整。

其三是增加了競爭成本。財富流向過于集中，導致房地產和股市的價格暴漲，勞動力價格也隨之升高，使得經營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場。巨額財富投入金融市場，必然導致證券市場充滿投機，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索羅斯判斷一個金融體系是否有機可乘的標準之一，就是信貸抵押品價格與價值的背離程度，這使東南亞金融市場很快成為攻擊目標，并終受到災難性打擊。

(二)“冒進戰略”使工業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進戰略”指越過工業化進程而直接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經濟戰略。隨著服務貿易的發展和信息時代的到來，東南亞一些國家都以發展金融服務業作為現代化的目標，高樓、股市和高消費成為現代化的標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務人才。這種戰略有其積極作用，但其消極作用也很明顯。

首先，它的消極方面在于使工業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為例，在成為金融中心的同時，制造業大舉向廣東轉移。與現代化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相反，生產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型企業使很多人成為百萬富翁，產業創造的財富與產業競爭力不成正比。70年代臺灣要向香港購買電子產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當金融危機使制造業創造的財富一夜之間隨樓價股價暴跌而驟減后，香港已開始反省其工業的倒退。事實上，不管是后工業化還是知識經濟，都是在工業化高度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工業化發展造成的社會分工與協作、產品更新與交換、企業組織結構發展、經營方式變化以及技術創新動力等，所謂“后工業化社會”或“知識經濟社會”只能是空中樓閣。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信息服務業在GDP中比重雖然越來越大，但工業和制造業的絕對產值并未下降，技術創新和競爭優勢更是不斷升級，而金融與工業的關系一直是相互推動相互受益，正如“創業基金”推動高科技發展、杠桿借貸推動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隱患在于其追求的傳統意義上的所謂“金融貿易中心”，在經濟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正面臨著新的沖擊。一方面，資本全球化和資本的迅速流動，大大增加了金融監管的壓力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另一方面，信息產業的高度發展對傳統金融貿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戰。已經有人對上海金融貿易中心戰略下的產業優勢衰退提出質疑。另據美國《商業周刊》的新報道稱，1998年美國約14%的股票交易是網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這被稱為是給華爾街帶來的壞消息。相信這只是挑戰的開始。

(三)“拿來主義”跟不上創新的步伐

創新在世界領域通常有兩個層次，一是發達國家的創新，二是后進國家的模仿。模仿在東南亞各國近二、三十年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領頭羊日本更是將其發揮到極至。可以說，在經濟、技術、教育乃至文化方面，東南亞各國的“拿來”之風盛行。從經濟發展水平看，東南亞各國與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既然如此，為何這種模仿沒能順利地使東南亞各國跟上新一輪創新的步伐呢?顯然對“拿來主義”也要進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國人所著《日本的陰謀》一書曾轟動一時。該書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謀，以仿造、剽竊、賄賂等手段獲取美國技術，再以傾銷、違約和限制進口等手段占領美國市場，從而一舉擊敗美國的電視、半導體行業。由此也引起美國人的震驚和憤怒，加強了美國人嚴格控制本國技術外流、粉碎日本成為世界知識密集型產業頭號大國夢想的決心。此后通過在技術開發與轉讓、反傾銷和涉外投資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國不僅成為當今世界技術創新的領頭羊，也把日本在以計算機為標志的信息時代的發展中遠遠拋在后面。

其次，“拿來”與創新常常貌合神離。比如，創新越來越依靠市場的力量，也越來越重視無形創新。像明碼標價、信用消費就屬市場創新，而經濟組織變革、經營方式變化、環保意識樹立、金融工具發展、市場法制健全等，更是對一輪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有時甚至超過了技術本身。

這些無形創新常被忽視。又比如，金融機構和工具的不斷創新，可以“拿來”繁榮自己的金融市場，但是否對經濟組織、產業結構和科技創新發揮作用卻不一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佛利民的自由經濟理論在西方的過時顯然未被重視，結果仍被東南亞一些國家全盤“拿來”。所以，“拿來”并不能取代創新。盡管對先進國家的模仿可以使后進國家的跨越不少環節而受益，但離開創新的“拿來”是同樣要走彎路的。尤其在市場全球化的今天，只會“拿來”沒有創新能力的一國經濟必將受制于人，并將在創新發展中長期落后。

筆者以為，依靠資本市場的再度活躍和加大投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東南亞地區完全有條件擺脫目前的困境。因此，危機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能正確認識危機。因為這關系到能否制定正確的戰略，使經濟增長持續，從而避免危機的重現。這也是分析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有意義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