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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以《未婚時如何證明“未婚”——荒唐的證明》為題，報道了胡女士為將戶口從昆明遷至成都，花費8個月時間仍未成功辦理婚育證明的問題。為開此張證明，胡女士來來回回從成都到昆明至少跑了4趟，不停地跑，期間更是無數次打電話讓朋友幫忙跑腿，結果仍是未果。而類似此種的“辦證難”現象，更是頻頻在現實生活中上演。對于各種辦證難現象，你怎么看?

【解析】

北漂小伙小周返鄉6次辦護照，為補5張證明多跑3000公里;湖北姑娘李莉為辦結婚證需進行戶口遷移，到當地行政服務中心進行審批，卻被告知審批人員請假一個星期，讓其下周再來;八旬老人離世，遺體放在養老院60多小時，殯儀館卻不肯前來接運，癥結卻是死亡證只能由居委會和社區醫院負責開具，非辦公時間不予提供。如遇節假日，老人遺體只能晾在原地……頻出的辦證難現象不僅導致政府職能部門工作效率低下，增加群眾的辦事成本和行政成本，更損害了政府形象，降低了其公信力，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理念日漸背離。

深刻剖析辦證難現象，發現其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原因下的必然，具體有之：

第一，部分公職人員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不強，官僚作風嚴重，日常工作中熱衷對“上”負責，對待群眾需求卻冷漠待之，不僅未能排民憂、解民難，反而給群眾頻添“堵”。

第二，行政審批制度不健全，主體過多、手續繁瑣、程序繁雜，某一證件審批往往需其他證件輔助，環環相扣的運行機制之下，任一環節出現問題，民眾都極有可能重走審批之路。

第三，信息未能實現全國聯網共享，處于碎片化管理狀態，為辦理證件民眾往往需多地往返，增加辦事成本，如“證明我媽是我媽”中的陳先生需多次往返老家和北京。

第四，政府部門職能交叉，不同機構之間權責不清，易出現管理交叉地帶，遇事相互推諉、遇利相互爭奪成為可能。

破解“中國式辦證難”的困境，重塑公信力，政府需多重舉措共同實行：

第一，繼續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消、減少、下放、調整行政審批事項，簡化流程，提高效率。證件辦理機關通過建立“權力清單”、“負面清單”等進一步優化和改進辦證程序，同時結合網上辦事大廳這一手段，增強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第二，打破行政管理壁壘，建立公民信息大數據庫。一方面通過提高證件的技術含量和信息含量，連通政府各部門的“信息孤島”;另一方面通過“合并同類項”的方式減少證件數量，最終實現“一證通天下”。

第三，深入貫徹群眾路線，大力促進作風轉變，嚴格落實三嚴三實，徹底解決一些辦證服務部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和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真正使相關部門實現從“重管理”向“重服務”、從“要你辦證”向“為你辦證”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