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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至9月3日，北京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為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連續15天達到一級優水平，相當于倫敦、巴黎、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年均濃度水平。9月6日公布這組數字時，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表示：“這在北京PM2.5監測史上是絕無先例的。”

這個“絕無先例”的藍天，的確值得我們歡欣鼓舞。但是，這個結果，是北京周邊地區付出很大的代價換來的。從積極的方面說，這證明了如果我們愿意付出代價，是可以換來空氣質量持續達標的，這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顯然還沒有達到可以將這些特殊時期的非常規控制手段常態化的地步。因此，未來大氣污染防治的中心任務，是如何用常態化的手段，以整個社會可以接受的代價實現預期的大氣環境質量目標。

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多次指出：環境質量是核心，是根本，環保工作要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在“霧霾圍城”的當下，盡快提升大氣環境質量毫無疑問是當前環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個月末，全國人大常委會新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通篇都是圍繞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這條主線展開的，其中明確提及“大氣環境質量”達36次之多。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要實現大氣環境質量達標，無非依賴于三類群體的作用：政府、企業(市場)和公眾(社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共治，是題中應有之義。就大氣環境治理而言，企業是污染治理的主體，政府是監管企業的主體，公眾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主體，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此次采取的停產、限產、限行等措施，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力量。在未來常態化的大氣環境治理中，應當充分發揮三大主體各自的作用。

對于政府來說，一方面，應當制定良好的規劃和科學的標準，并逐步加大資源投入，提升各級環保部門尤其是基層環保部門的執法能力;另一方面，對于違法的污染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未達到國家大氣環境質量標準城市的地方政府，應當嚴格追究法律責任或者政治責任，尤其是切實落實約談、區域限批、“綠色”考核、黨政同責、終身追責等措施。

對于企業來說，要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和嚴格的執法來形成一種企業“不敢違法”“自覺守法”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環保“領跑者”制度，對于自愿采用高于國家法定要求或標準的企業，通過綠色金融、綠色采購、稅收優惠、榮譽獎勵等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讓企業充分意識到加強環保是一種有利可圖的事業，讓后行動者艷羨先行者，最終讓企業在環保上形成“你追我趕”的局面。

對于公眾來說，應當增強大氣環境保護意識，采取低碳、節儉的生活方式，自覺履行大氣環境保護義務;同時，政府應當充分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鼓勵通過舉報、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或者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等手段，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環境違法行為進行監督。

“向大氣污染宣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要想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政府、企業、公眾必須“多點包抄”。當有一天，我們不再因為看見藍天白云而激動地“曬朋友圈”，而是習以為常，覺得“本該如此”時，那就意味著我們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