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接觸到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論述的時候，我感到很興奮，有一種沖破混沌、登高望遠之感；同時，也難免有一種久違了的感慨。特別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一句，更是有如電光石火，照亮了我的心靈，也激發了我的思索。
其實，“三個代表”的論述，既然是“總結我們黨70多年歷史”得出的“一個重要的結論”，那么，它的基本思想，應該說早已存在于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中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我們黨的三代領導核心的論著里，這些基本思想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都以不同的理論語言不止一次地表述過，可謂三復斯言，其旨明矣。只要肯留心閱讀和聆聽的同志，對此都是耳熟能詳，長存于心的。
但是，“三個代表”的論述一出，思想文化界和文藝界的許多同志，又確實和我一樣，有空谷足音之感，甚至有“此調不彈久矣”之嘆。這又是為什么呢？
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在思想文化界、文藝界，學術流派、藝術品種風格的多樣化，似乎與文化思想、文藝思想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補混為一談，而談所謂多元并存、互補者，又大抵諱言不同的文化、文藝思想之間有先進與落后、神奇與朽腐、文明與愚昧之分，更不必提它們之間的較量、交鋒，此消彼長，有塞有流，有進有退了。結果自然是文化界、文藝界的實際存在著的六神無主，莫衷一是，混沌一片的狀況，這是令人氣悶的。
當然，即使是在這種似乎有點是非混淆、美丑雜糅、進退失據的困難情況下，由于我們黨始終提倡的先進的文化、文藝思想久在人心，根須深廣，也由于處于深刻變革中的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的制約和推動，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化、文學仍然存在著、發展著，優秀的文化產品、文藝作品不時出現，文化、文藝思想評論中扶正祛邪、思理朗潤之作也不絕如縷地存在著，這也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事實，是我們立論時不能偏廢的。
大家都承認，文藝工作是文化工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一翼。文藝作品以形象的顯現力和感染力影響著廣大人民，特別是影響著感覺敏銳、感情充沛的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對提高人的素質、塑造人的心靈有著特殊的功能。作家歷來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優秀的、杰出的作品被譽為人生的教科書，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偉大的作家被民眾推崇為時代的良心、民族魂，這都不是偶然的。因此，我們的創作和批評，應該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要求，來自律。“三個代表”的論述，抓住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關鍵，也應視為我們整個文藝隊伍建設、創作思想和批評理念建設的圭臬。也就是說，牢記“三個代表”，尤其是牢記“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自覺地使自己的創作實踐和批評實踐歸趨于這個方向，這應該成為我們創作思想、批評理念中支撐全部的思想支柱。這也是我們每一個黨員作家，每一個愿意熱忱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時時想到中國的未來的作家發自靈魂深處的呼喚，是中國作家的使命感、責任感、道義和良心之所在。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是一個意識到自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的斗爭中肩負著神圣的理論導航使命的黨，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遇到新的挑戰的情況下給自己提出的鮮明的要求。提出文化的先進性問題，提出文化的前進方向問題，就意味著提出用什么理論指導文化建設的問題。列寧在回答機會主義者關于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就是“強制束縛思想”，就是“僵化”的責難時說：“所謂反對思想僵化等等的響亮詞句，只不過是用來掩飾人們在理論思想發展方面的冷淡和無能”；他指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讀者如果想要稍微具體地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請回想一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者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輝的革命家；就請想想俄國文學現在獲得的世界意義；就請……只要想想這些也就足夠了！”而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要領會先進理論對先進文化的指導作用，要領會理論基礎對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決定作用，則只要想想“五四”以后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的所向披靡的輝煌戰績吧；就請想想在這支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中擔任主將并成為文化戰線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魯迅的戰績吧；就請想想“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論斷的深遠含義吧！我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學和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之贏得世界性的聲譽和意義，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屹然自立，享有尊嚴，不也正因為它在思想血緣上，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相聯系的；在生活實踐上，是和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偉大斗爭聯系的嗎？
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低潮，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就不能不承受的周期性的攻擊演出了新一輪頗為“壯觀”的場面。毋庸諱言，在我們這個馬克思主義已經由偷運進來的軍火變成了居于指導思想地位的公開的武器的國家里，在某些角落，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聲音實際上從來也沒有停止過。有些人正如列寧所描繪過的那樣，“對馬克思主義連聽都不愿聽，就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駁倒，已經被消滅。無論是借駁斥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或者是死搶住各種陳腐‘體系’的遺教不放的龍鐘老朽，都是同樣盡心竭力地攻擊馬克思”。在我國思想文化界、文藝界，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冷淡、貶抑、攻擊，還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有意無意地從貶抑、攻擊魯迅下手。他們或者無視魯迅后期思想發展到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的種種事實，或者干脆重復魯迅“思想過激”的讕言，或隱或現地把毛澤東從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角度對魯迅作出的高度的也是科學的評價視為什么極“左”的“話語霸權”。他們有時從否定其思想正面進攻，有時從貶抑其藝術迂回側擊，總之非動搖魯迅作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的歷史地位不可。這也是我們在進行文化前進方向的辨析時不能不深長思之的現象。事情是很清楚的，對魯迅的評價問題，不僅僅是對一個中華民族曠古耀今的偉大作家進行評價的學術問題，而且是關系到以魯迅為代表的一代乃至幾代中國先進的文化人由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發展道路的評價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思想的領導地位是承認還是顛覆的問題；是對在馬克思主義影響、指導下形成的我國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是繼承之發展之還是貶斥之斷裂之，甚至埋葬之的問題，說到底，是堅持還是放棄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問題。
其實，關于我國“五四”以來新民主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和作為其重要一翼的革命文學、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道路、光輝實績、優良傳統和經驗教訓，關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中華民族新文化的界定，關于我國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前進、發展、繁榮的根本方向和方針，這些都是有定論，有范軌，可查考，足征信的。有一些輕浮的無知的論者，輕率地試圖顛覆之，斷裂之，埋葬之，我看是徒勞的。陸游有兩句詩：“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眾心違”，質之時流“諸賢”，不知以為然否？
新千年伊始，從西方老牌媒體路透社、BBC那里， 傳來馬克思被有關專家和讀者投票評為過去一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消息。這真是發人深思的。事情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每次被資產階級官方的科學“消滅”之后，“反而愈加鞏固，愈加堅強，愈加生氣勃勃了。”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只能走馬克思的路，走魯迅的路，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只能沿著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開拓的歷史大道堅定地前進，這是時代的偉大召喚。
在19世紀末，最后一位俄羅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曾經為尋找文化的前進方向、尋找創作的遠大目標而艱苦地探索、探索、再探索。他借自己小說《沒意思的故事》里的一位把畢生的才華和精力奉獻給醫學教育事業并贏得了很高的社會聲望的老教授的口，訴說了自己的欲望和追求里缺乏一種“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主心骨”的東西，他痛苦地說：“可是如果缺乏這個，那就等于什么也沒有”。這種靈魂的焦灼感，這種智慧的痛苦，反映了契訶夫作為一個不斷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不能夠再這樣生活下去了”的舊制度的偉大的抗議者探索前進方向的熱情。由于歷史的局限，契訶夫在馬克思主義的門檻前停住了。但他仍然拒絕關于創作不必考慮方向，不必高懸目標的看法，駁斥了所謂“生活的目標——這就是生活本身”的空話，指出：“誰真誠地認為，崇高和遙遠的目標對于人來說就像對牛一樣很少需要，而‘我們的全部不幸’又在于這些目標，——誰真誠地這么認為，誰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覺了，而一旦這些也都使他厭煩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幾步，然后一頭撞在大箱子的角上。”契訶夫不顧病弱之身，到庫頁島去考察，把他從俄羅斯生活底層獲得的印象、素材，寫成創作晚期的一篇篇佳作。這些作品都“像浸透了漿汁似地浸透著目標感”。有目標感的作家，總是探索著、辨析著自己創作的前進方向的。目標決定方向，方向決定作家的品位，這是不能不如此的。誠如契訶夫所說的那樣：“文學家不是糖果制造者，不是美容師，不是解悶人，而是被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所約束著的人。”對于創作的目標感的思考，對創作的前進方向，乃至對整個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探索和辨析，選擇和堅持，這都是發自作家內心的要求，是出于良心的自律啊！我想，在我們思索怎樣才能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并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工作隸屬之、服務之的時候，真誠的契訶夫也好，熱忱的魯迅也好，他們服膺真理的精神，都是能對我們有所啟示的。這兩個不同國度，在創作生涯上似乎前后相繼，在創作風貌上有諸多相似之處的偉大作家，好像是在我們前頭領路的兩個文學巨人，他們用自己堅實、自覺的腳印啟示我們：向著人類進步文化前進的方向，繼續探索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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