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毛澤東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
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毛澤東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加深的，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不斷完善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既有需要革命、贊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懷疑革命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一認識的正確性很快在革命實踐中得到證實。
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任務。1935年底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所說的統一戰線，其內容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之所以要在統一戰線中增加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基于對其兩重性的深刻認識。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它有可能參加革命。
西安事變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開始轉變他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開始接受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這種情勢下，統一戰線中僅僅增加民族資產階級顯然就不夠了，有必要起用一個更概括、更一般、含義更廣泛的概念——資產階級來反映新情況。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一般意義上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規律的高度來認識。他說：“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于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2]
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資產階級”這一概念。這時他所說的統一戰線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一切贊成革命的分子。與以往不同的是，在這里明確地把資產階級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用“資產階級”取代以往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變化反映著客觀事物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的發展。
由“民族資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在認識論上是一次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由抽象再到具體的又一次飛躍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蔣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有了更具體的認識。這種認識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寫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在這里他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又分為親日派大資產階級和歐美派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就是除了買辦階級即大資產階級以外的民族資產階級。”[3]
根據新的認識，毛澤東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的有關部分作了相應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榮的信中說明了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4]建國初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的時候毛澤東還對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作過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作了明確區分，并且在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規律性認識中增添了對大資產階級的具體分析，說明了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統一戰線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動性。[5]
正是上述對中國資產階級逐步深入不斷完善的認識，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制定了關于統一戰線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一整套策略原則。也正是由于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重性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為中國共產黨應對國民黨后來發動的反革命內戰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線。
二
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這是中國革命的又一特點，也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不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那時黨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等民眾運動上，并沒有認真去準備武裝斗爭和組織軍隊。其結果，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共產黨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敗使全黨懂得了一個道理，這就是，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從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堅定地走上武裝斗爭的道路。
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毛澤東不僅學會了開展武裝斗爭的藝術，而且加深了對武裝斗爭的認識。他總結十年土地革命斗爭的經驗，揭示了武裝斗爭的實質。“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6]，因此，在武裝斗爭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農民的關系，必須把武裝斗爭這個主要的斗爭形式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政治斗爭，與代表農民經濟利益的土地革命斗爭，以及與其他許多必要的斗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這種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斗爭。
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將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在長時期內采取游擊戰爭的形式這一經驗在理論上加以概括，提出了關于武裝斗爭的總概念。他說：“這種武裝斗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7]
正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實質的深刻認識，毛澤東開辟了一條緊緊依靠農民，組織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獨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形式的深刻認識，毛澤東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和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
三
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密切相聯的。毛澤東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系。”[8]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這是大革命失敗后全黨形成的又一共識。對此，毛澤東1936年底根據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作了進一步論證。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將中國革命引向徹底勝利。這一點已經得到歷史的證明。中國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他們愿意積極參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然而由于其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確地領導革命。在中國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組織性，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和成功經驗，因此，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不能不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9]
如何實現共產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這個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戰爭中實行國共合作，由于國民黨實際上執掌著全國政權，調動著正規軍隊，擔負著正面抗戰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如何實現自己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至對于整個抗日戰爭的領導，就成為需要說明的問題。
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具體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于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以及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實現基本口號的具體目標就無所謂政治領導。第二，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在為基本的政治任務而奮斗的過程中，共產黨員應該做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多數，得到群眾擁護。第三，在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10]
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率領人民群眾為實現這些利益和要求而堅決斗爭，這是共產黨實現自己領導的寶貴經驗，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毛澤東反復告誡全黨：“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4]“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群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群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跟哪一個黨走他們才有出路，這樣來實現的。”[15]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制定和堅決執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幫助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認真地為農民的利益去奮斗，因而才獲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最廣大農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實現了黨對農民以至整個民主革命的領導。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標準，即判定政黨作用的根本標準和判定共產黨人言行的最高標準。他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6]“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17]他堅信，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等政策，一定能夠在實踐中使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獲得解放，也一定能夠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長期艱苦奮斗的經歷，以成千成萬優秀黨員和干部的流血犧牲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成為中國人民最忠實的代言人和最堅強的領導者。他說：“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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