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東漢詩人曹操的《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賞析
這是一首富于哲理的，是曹操晚年寫成的，講述了詩人的人生態度。詩中的哲理來自詩人對生活的真切體驗，因而寫得興會淋漓，有著一種真摯而濃烈的感情力量；哲理與詩情又是通過形象化的手法表現出來的，因而述理、明志、抒情在具體的藝術形象中實現了完美的結合。詩中“老驥伏櫪”四句是千古傳誦的名句，筆力遒勁，韻律沉雄，內蘊著一股自強不息的豪邁氣概，深刻地表達了曹操老當益壯、銳意進取的精神面貌。全詩的韻調跌宕起伏，開頭四句娓娓說理，“猶有”和“終為”兩個詞組下得沉著。而“老驥”以下四句，語氣轉為激昂，筆挾風雷，使這位“時露霸氣”的蓋世英豪的形象躍然紙上。而最后數句則表現出一種深沉委婉的風情，給人一種親切溫馨之感。全詩跌宕起伏,又機理縝密,閃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發出奮進之情,振響著樂觀聲調.藝術風格樸實無華,格調高遠,慷慨激昂,顯示出詩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熱愛生活的樂觀精神。人壽命的長短不完全決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壽，這里可見詩人對天命持否定態度，而對事在人為抱有信心的樂觀主義精神，抒發了詩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奮斗不息、對偉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壯志豪情。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莊子·秋水篇》說：“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曹操反其意而用之，說神龜縱活三千年，可還是難免一死呀！《韓非子·難勢篇》記載：“飛龍乘云，螣蛇游霧，云罷霧霽，而龍蛇與同矣！”“螣蛇”和龍一樣能夠乘云駕霧，本領可謂大矣！然而，一旦云消霧散，就和蒼蠅螞蟻一樣，灰飛煙滅了！古來雄才大略之主如秦皇漢武，服食求仙，亦不免于神仙長生之術的蠱惑，而獨曹操對生命的自然規律有清醒的認識，這在讖緯迷信猖熾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更可貴的是如何對待這有限的人生？曹操一掃漢末文人感嘆浮生若夢、勸人及時行樂的悲調，慷慨高頌說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紀的千里馬，雖然形老體衰，屈居臨下，但胸中仍然激蕩著馳騁千里的豪情。他說，有志干一番事業的人，雖然到了晚年，但一顆勃勃雄心永不會消沉，一種對宏偉理想追求永不會停息啊！據《世說新語》記載：東晉時代重兵在握的大將軍王敦，每酒后輒詠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打唾壺為節，壺口盡缺。這首詩始于人生哲理的感嘆，繼發壯懷激烈的高唱，復而回到哲理的思辨曰：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對人生的看法頗有一點辯證的思維，他首先講尊重自然規律，人總是要死的。接著講人在有限的生命里，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去積極進取，建功立業而寫的。最后再談到人在自然規律面前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一個人壽命的長短雖然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但也不是完全聽憑上天安排。如果經常注意保養，使之健康愉快，也可以延年益壽的。曹操所云“養怡之福”，不是指無所事事，坐而靜養，而是說一個人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不應因年暮而消沉，而要“壯心不已”－－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積極進取精神，永遠樂觀奮發，自強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體驗表達了人的精神因素對健康的重要意義，從這方面來說，它又是一篇絕妙的養生論。南朝鐘嶸寫了一部《詩品》，品評詩人，區分第等，把曹操的詩置于下品。可是，曹操的詩卻有了一種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使�后代無數英雄志士為之傾倒若狂。
為什么理論家的眼光同讀者的賞愛如此大不相同呢？這是一個頗為發人深思的問題。王大將軍擊節贊賞的詩，是曹操樂府詩《步出夏門行》的第四章－－《龜雖壽》。曹操當時擊敗袁紹父子，平定北方烏桓，躊躇滿志，樂觀自信，便寫下這一組詩，抒寫胸懷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此時曹操已經五十三歲了，不由想起了人生的路程，所以詩一開頭便無限感慨地吟道：“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螣蛇乘霧，終為土灰。”《龜雖壽》更可貴的價值在于這是一首真正的詩歌，它開辟了一個詩歌的新時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漢代人的思想禁錮了三四百年，弄得漢代文人不會寫詩，只會寫那些歌頌帝王功德的大賦和沒完沒了地注釋儒家經書，真正有感情，有個性的文學得不到發展。直到東漢末年天下分崩，風云擾攘，政治思想文化發生重大變化，作為一世之雄而雅愛詩章的曹操，帶頭叛經離道，給文壇帶來了自由活躍的空氣。他“外定武功，內興文學”，身邊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們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經戰亂的時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龍·時序》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慨而多氣也。”尤其是曹操，鞍馬為文，橫槊賦詩，其詩悲壯慷慨，震爍古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種充滿激情詩歌所表現出來的爽朗剛健的風格，后人稱之為“建安風骨”，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來，曹操的詩就是以這種“梗慨多氣”風骨及其內在的積極進取精神，震蕩著天下英雄的心靈。也正是這種可貴特質，使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閃灼著奪目光彩。鐘嶸將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殊不知曹操這樣一位豪氣蓋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啄句的。鐘嶸六朝時人，當時文學之士很講究文彩華美，所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鐘嶸對曹操的評價過低，顯然是時代風氣使然。我們知道，任何文學－－包括詩歌在內，文彩較之內容，畢竟是第二位的。關于曹操的文學地位，過去常為其政治業績所掩，而不為人重視，其實，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是有卓越貢獻的人物，特別對建安文學有開創之功，實在是應當大書一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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