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zhuǎn)入此中來。
賞析
該短短四句，從內(nèi)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么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jié)絕晚”、“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jié)候，做了一番紀(jì)述和描寫。但細(xì)讀之，就會發(fā)現(xiàn)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始盛的桃花。從緊跟后面的“長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dāng)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沖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么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yīng)的。它們字面上是紀(jì)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xiàn)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fā)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zhuǎn)入此中來。”詩人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并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zhuǎn)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xiàn)，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gòu)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fù)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zhuǎn)入此中來。海拔越高，溫度越低，所以季節(jié)的出現(xiàn)也較陸地晚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林寺的桃花在季節(jié)上為什么比山下要開得遲？從氣象的角度來解釋，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受了氣溫垂直差異的影響。也就是說，大林寺桃花之所以開得遲，原因是由于這里是“山地氣候”的緣故。常識告訴我們，在山地地區(qū)，氣溫是隨著地勢的高度的上升而相應(yīng)遞減的。一般說，高度每升高100米，氣溫就下降0.6℃。當(dāng)山地垂直起伏到幾干米時，氣溫的垂直差異就更為明顯。加上植物對氣溫的適應(yīng)能力不同，這樣，處于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觀必然就會出現(xiàn)差異。廬山海拔高度約1400米，山頂氣溫比山麓平川地區(qū)一般要低8～9℃；大林寺位于今日廬山“花徑風(fēng)景區(qū)”，比山下平原高出1100余米，氣溫較山下的九江市一帶低6～7℃；加以廬山地處長江與郡陽湖之間，江湖水汽郁結(jié)，云霧彌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氣溫降低，春天當(dāng)然就來得遲了。對于這個道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這從他在《游大林寺序》中所寫的一段話“大林窮遠，山高地深，時節(jié)絕晚，于時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風(fēng)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一世界者”，可以證明。其實，氣溫垂直變化對植物的影響，不僅在廬山是這樣，就是在別處也不例外。試以喜馬拉雅山在我國境內(nèi)一段山地為例，位于山地東南谷地的察隅、墨脫一帶，由于海拔較低，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可以種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溫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000米處，氣溫下降、雨水減少，只能種青裸、小麥一類作物；再往上，則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場；雪線以上則因終年積雪、氣候惡劣，除了偶爾長著幾棵雪蓮以外，啥植物也長不了。可見，在山地地區(qū)，植物在垂直分布上的差異性是與山地氣候要素一一氣溫和降水的垂直變異分不開的。所以山地地區(qū)的氣候就表現(xiàn)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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