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黨內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發展越來越嚴重，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已經面臨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為此，毛澤東想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并為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條途徑。
在那時，毛澤東用來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們別有用心地利用。他們并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毛澤東的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5年冬，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海瑞罷官》。這一批判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從而成為了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它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以及人民遭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第一節 “516”通知
“516通知”，是指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因為這一《中共中央通知》是在5月16日通過的，所以叫“516”通知。
“516通知”是由毛澤東起草的，是針對彭真主持擬定的二月提綱發出的。彭真原為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他認為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掀起的政治批判不妥，就主持擬定《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準備把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二月提綱發出以后，各地學術批判空氣上升。江青、張春橋等極為不滿，找到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二月提綱”進行全面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這個通知對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作了徹底否定和批判。并通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成立直接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516通知”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特別是睡在我們身旁的“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個《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論、方針、政策，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中共中央1966年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兩次會議，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第二節 紅衛兵
紅衛兵，所謂紅衛兵是指“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群眾造反派組織。紅衛兵運動是在江青等人煽動、毛澤東支持下，成為遍及全國的打、砸、搶運動。通過紅衛兵運動，將“文化大革命”引向全國，是毛澤東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措施。
1966年5月底，清華大學附中秘密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并先后寫了以“造反有理、越亂越好”為主題的兩篇文章，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于是紅衛兵組織從中學到大學、從北京到各地，迅速發展起來。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再次表示了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林彪則在當天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并號召紅衛兵“要大破一切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次大會后，紅衛兵運動迅速走向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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