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南宋詩人辛棄疾的《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zhè gū）。
賞析辛棄疾此首《菩薩蠻》，用極高明之比興藝術，寫極深沉之愛國情思，無愧為詞中瑰寶。
詞題“書江西造口壁”，起寫郁孤臺與清江。造口一名皂口 ，在江西萬安縣西南六十里（《萬安縣志 》）。詞中的郁孤臺在贛州城西北角（《嘉靖贛州府志圖 》），因“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數丈”得名。“唐李勉為虔州（即贛州）剌史時，登臨北望，慨然曰：‘余雖不及子牟 ，而心在魏闕一也。’改郁孤為望闕。”（《方輿勝覽》）清江即贛江。章、貢二水抱贛州城而流 ，至郁孤臺下匯為贛江北流，經造口、萬安、太和、吉州（治廬陵，今吉安）、隆興府（即洪州，今南昌市 ），入鄱陽湖注入長江。公元1175-1176年（淳熙二、三年）間，詞人提點江西刑獄，駐節贛州，書此詞于造口壁，當在此時。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辛幼安詞》條云：“其題江西造口壁詞云云。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哲宗孟后，高宗伯母）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 。”此一記載對體會此詞意蘊，實有重要意義。《宋史》高宗紀及后妃傳載：建炎三年（1129）八月 ，“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 ，騰康、劉玨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閏八月，高宗亦離建康（今南京市）赴浙西。時金兵分兩路大舉南侵，十月，西路金兵自黃州（今湖北黃岡）渡江，直奔洪州追隆祐太后。“康、玨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載：“質明，至太和縣（去吉州八十里。《太和縣志》），又進至萬安縣（去太和一百里。《萬安縣志》），兵衛不滿百人，滕康、劉玨皆竄山谷中。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縣至皂口，舍舟而陸，遂幸虔州（去萬安凡二百四十里。《贛州府志》）。”《宋史·后妃傳》：“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宋史·胡銓傳 》：“銓募鄉兵助官軍捍御金兵 ，太后得脫幸虔。”史書所記金兵追至太和，與羅氏所記追至造口稍有不合。但羅氏為南宋廬陵人，又曾任江西撫州軍事推官，其所記信實與否，尚不妨存疑。況且金兵既至太和，其前鋒追至南一百六十里之造口，也未始無此可能。無論金兵是否追至造口，隆祐太后被追至造口時情勢危急，以致舍舟以農夫肩輿而行，此是鐵案，史無異辭。尤要者，應知隆祐其人并建炎年間形勢。當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兵入汴擄徽欽二宗北去，北宋滅亡之際，隆祐以廢后幸免，垂簾聽政，迎立康王，是為高宗。有人請立皇太子，隆祐拒之。《宋史·后妃傳》記其言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其告天下手詔曰：“雖舉族有北轅之恤，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鶴林玉露·建炎登極》條云：“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陳寅恪《論再生緣》亦謂：“維系人心，抵御外侮”，“所以為當時及后世所傳誦。”故史稱隆祐：“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建炎三年，西路金兵窮追隆祐，東路金兵則渡江陷建康、臨安，高宗被迫浮舟海上。此誠南宋政權出存亡危急之秋。故當作者身臨造口，懷想隆祐被追至此，“因此感興 ”，題詞于壁，實情理之所必然。羅氏所記大體可信，詞題六字即為本證。
“郁孤臺下清江水。”起筆橫絕。由于漢字形、聲、義具體可感之特質，尤其郁（郁）有郁勃、沉郁之意，孤有巍巍獨立之感，郁孤臺三字劈面便凸起一座郁然孤峙之高臺。詞人調動此三字打頭陣，顯然有滿腔磅礴之激憤 ，勢不能不用此突兀之筆也。進而寫出臺下之清江水。《萬安縣志》云：“贛水入萬安境，初落平廣，奔激響溜 。”寫出此一江激流，詞境遂從百余里外之郁孤臺，順勢收至眼前之造口。造口，詞境之核心也。故又縱筆寫出：“中間多少行人淚。”行人淚三字，直點造口當年事。詞人身臨隆祐太后被追之地，痛感建炎國脈如縷之危，憤金兵之猖狂，羞國恥之未雪，乃將滿懷之悲憤，化為此悲涼之句。在詞人之心魂中，此一江流水，竟為行人流不盡之傷心淚。行人淚意蘊深廣，不必專言隆祐。在建炎年間四海南奔之際，自中原至江淮而江南，不知有多少行人流下無數傷心淚呵。由此想來，便覺隆祐被追至造口，又正是那一存亡危急之秋之象征。無疑此一江行人淚中，也有詞人之悲淚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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