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職員工同志們：首先讓我講一個典故：在《韓非子》一書中“外儲說左上”中說：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脫銷。齊桓公十分愁悶，就問宰相管仲該怎么辦。管仲說：“大王您想煞這個風不要緊，可以先自身脫下紫色服裝來，然后對身后侍衛說：我非常討厭紫顏色。如果這時再有穿紫顏色服裝的進來，您一定要對他說：你先回去脫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討厭紫色！”齊桓公說：“好，我一定照這個辦法去做。”這樣做了之后，齊桓公的左右近臣當天就沒有一個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個京城再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國范圍內也沒有一個穿紫色衣服的了。這個小故事講出了一個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廣普通話也是如此。從道理上講，在說普通話這個問題上，學生不應該攀比教職員工，他們年齡大了，幾十年的習慣難改，口齒不靈，反應遲鈍。但實際上呢？或多或少總有那么一部分學生在瞅著教職員工，也可能有的教職員工在瞅著學校領導：你說我才說，你不說我也不說。大家試，如果上頭的人在用普通話同你說話，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語作出回答呢？現在，絕大多數教職工和學校領導都在時時處處普通話，對同學們起到了極好的影響。我們學校每年兩次舉行教職員工普通話比賽晚會，就是向大家匯報這方面的成績。但是，不用諱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礙于面子，不好意思說普通話。那就讓我講講自己說普通話的一點體會吧。我胸前這個“推普先鋒”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報，愿做推普先鋒。但是，我們總不能像辛亥革命一來，人人把辮子一盤成為革命黨；我們只要牌牌一掛，人人都是先鋒吧？要名副其實，戴了就講普通話。我自己普通話水平不高，也許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須講，在講的過程中提高。咱們要檢查學生，誰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說，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鋒隊伍”。難道老師和學生應該兩個標準嗎？像我，出門趕集買菜，總不能走到學校大門口再戴上，那樣豈不是弄虛作假嗎？那就戴著上街，在街上逢著老熟人也講。有的老朋友就問：“老張啊！你那個戴了個什么牌牌？你那個普是什么意思？”當我回答之后，他就說：“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說了！”我對他說：“現在師范學校要求人人都講，老師就得先給學生做出個樣子。我還覺得，在辦公室、教室講普通話，回到家里又講。誰知聽了我的普通話，大女兒捂著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兒子、小兒子則一聲不吭，眉頭一皺一皺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聲喊：“哎喲……哎喲……饒了俺娘們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當我堅持說下去的時候老婆竟然說：“可叫你難受死了，再說滾出去說！”——大家說說，我這個普通話的水平真那么差，到了“藥死人”的程度？我說的不是還可以嗎？那么，她這樣打擊“推普先鋒”，該當何罪？什么罪也定不上，這叫做習慣勢力。同志們！方言土語這套舊衣裳，是祖祖輩輩穿了幾千年的啊！要想一下子換上普通話這件新裝，真是談何容易！難就難在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勢力！這樣看，推普工作的任務就艱巨多了。要脫去方言土語的舊裝，換上普通話的新裝，而且要迅速，那就只要像齊桓公禁穿紫服的辦法一樣；從自身做起，堅決地、一下子甩掉舊的，一下換上新的，否則很難達到目的。陶行知先生說過：“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我們從自身做起，要認真說，不但在課堂上說，在辦公室說，還要在家里說，在公眾場合說，到社會上說，這樣才能真正創造一個人人說，時時說，處處說的推普環境，才算真正給學生做出了表率。教職員工同志們！為了推廣普通話，為了辦好師范，為了振興教育，讓我們每個教職員工丟掉面子，切實從自身做起，人人說、時時說、處處說吧！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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