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唐代
作者：王維
原文：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注釋（1）渭城曲：另題作《送元二使安西》，或名《陽關曲》或《陽關三疊》。（2）渭城：在今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即秦代咸陽古城。浥（yì）：潤濕。（3）客舍：旅館。柳色：柳樹象征離別。（4）陽關：在今甘肅省敦煌西南，為自古赴西北邊疆的要道。
譯文渭城早晨一場春雨沾濕了輕塵，客舍周圍青青的柳樹格外清新。老朋友請你再干一杯餞別酒吧，出了陽關西路再也沒有老友人。
白居易《對酒五首》之一有“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的句子，且注明“第四聲即‘勸君更盡一杯酒’”。王維的這首詩之所以另有一題為《陽關三疊》，是因為詠唱時，首句不疊，其他三句都再唱。然而，有人認為僅有末句重疊三唱。按白居易所說的“第四聲”，則應是首句不疊，其他三句重疊。不然“勸君”一句不可能為“第四聲”。由于這首詩語言樸實，形象生動，道出了人人共有的依依惜別之情，在唐代便被譜成了《陽關三疊》，后來又被編入樂府，成為餞別的名曲，歷代廣為流傳。安西，是唐代中央政府為統轄西域地區而設的安西都護府的簡稱，治所在龜茲城（今新疆庫車）。這位姓元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從長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別。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北岸。
前兩句寫送別的時間，地點，環境氣氛，為送別創造了一個愁郁的氛圍。清晨，渭城客舍，自東向西一直延伸、不見盡頭的驛道，客舍周圍、驛道兩旁的柳樹。這一切，都是極平常的眼前景，讀來卻風光如畫，抒情氣氛濃郁。“朝雨”在這里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長，剛剛潤濕塵土就停了。從長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車馬交馳，塵上飛揚，而送別的時候，朝雨乍停，天氣清朗，道路顯得潔凈、清爽。“浥輕塵”的“浥”字是濕潤的意思，在這里用得很有分寸，顯出這雨澄塵而不濕路，恰到好處，仿佛天從人愿，特意為遠行的人安排一條輕塵不揚的道路。客舍，原本是羈旅者的伴侶；楊柳，更是離別的象征。選取這兩件事物，是作者有意關合送別。它們通常總是和羈愁別恨聯結在一起，而呈現出黯然銷魂的情調。而此刻，卻因一場朝雨的灑洗而別具明朗清新的風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塵飛揚，路旁柳色常會籠罩著灰蒙蒙的塵霧，一場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說“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來。總之，從清朗的天宇，到潔凈的道路，從青青的客舍，到翠綠的楊柳，構成了一幅色調清新明朗的圖景，為這場送別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環境。這是一場深情的離別，但卻不是黯然銷魂的離別。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種輕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調。“輕塵”、“青青”、“新”等詞語，聲韻輕柔明快，加強了讀者的這種感受。
絕句在篇幅上受到嚴格限制。這首詩，對如何設宴餞別，宴席上如何頻頻舉杯、殷勤話別，以及啟程時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矚目遙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餞行宴席即將結束時主人的勸酒辭：“再干了這一杯吧，出了陽關，可就再也見不到老朋友了。”詩人像高明的攝影師，攝下了最富表現力的鏡頭。宴席已經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釀滿別情的酒已經喝過多巡，殷勤告別的話已經重復過多次，朋友上路的時刻終于不能不到來，主客雙方的惜別之情在這一瞬間都到達了頂點。主人的這句脫口而出的勸酒辭就是此刻強烈、深摯的惜別之情的集中表現。
三四兩句寫惜別，是一個整體。要深切理解這臨行勸酒中蘊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陽關”。處于河西走廊盡西頭的陽關，和它北面的玉門關相對，從漢代以來，一直是內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國勢強盛，內地與西域往來頻繁，從軍或出使陽關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壯舉。但當時陽關以西還是窮荒絕域，風物與內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陽關”，雖是壯舉，卻又會經歷萬里長途的跋涉，備嘗獨行窮荒的艱辛寂寞。因此，這臨行之際“勸君更盡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詩人全部豐富深摯情誼的一杯濃郁的感情瓊漿。這里面，不僅有依依惜別的情誼，而且包含著對遠行者處境、心情的深情體貼，包含著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對于送行者來說，勸對方“更盡一杯酒”，不只是讓朋友多帶走他的一分情誼，而且有意無意地延宕分手的時間，好讓對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感，不僅僅只是屬于行者的。臨別依依，要說的話很多，但千頭萬緒，一時不知從何說起。這種場合，往往會出現無言相對的沉默，“勸君更盡一杯酒”，就是不自覺地打破這種沉默的方式，也是表達此刻豐富復雜感情的方式。詩人沒有說出的比已經說出的要豐富得多。總之，三四兩句所剪取的雖然只是一剎那的情景，卻是蘊含極其豐富的一剎那。詩的前二句，作者運用了起興的手法，這是自《詩經·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以來，文學作品表現惜別之情時常用的意象。后兩句將深切的惜別、關切、擔憂等復雜的感情寄寓在“勸酒”這一舉動之中。“西出陽關無故人”，一言朋友所去之地陌生，二言那里人跡稀少；三言朋友自此一別，則知己難求。如此，則對友情的珍惜，對離別的無奈，對朋友的關切，盡蘊于杯中了。所謂“惜別意悠長不露”，情真意切而不說破。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后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這首《渭城曲》是王維晚年之作，其創作年代在“安史之亂”以后。當時的社會，各種民族沖突加劇，唐王朝不斷受到了來自西面吐蕃和北方突厥的侵擾。據《資治通鑒》756年（至德元年）七月載：“征河西、安西兵赴行。”757年（至德二年）二月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故當知“安史之亂”暴發后，兵力大量外調，而此詩約作于作者送友人即將奔赴安西之時，與此同期的詩作尚有《送張判關赴河西》、《送劉司直赴安西》等。當王維送別友人臨近分別時，也考慮到了戰爭將對他們未來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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