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怎樣才好看呢？先拋開內容不說，手法必須有變化。最常用的手法有描寫、敘事、抒情、說理等。如就單項技巧而言，描寫而不單調，敘事而不拖沓，抒情而不做作，說理而不枯燥，文章就算做好了。但更多時候是這些手法的綜合使用，如敘中有情，情中有理，理中有形，形中有情，等等。所以文章之法就是雜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襯之法，反串互換之法。文者，紋也，花紋交錯才成文章。古人云：文無定法，行云流水。這是取行云流水總在交錯、運動、變化之意。文章內容空洞，言之無物，沒有人看；形式死板，沒有變化，也沒有人看。
變化再多，基本的東西只有幾樣，概括說來就是：形、事、情、理、典五個要素，我們可以稱之為“文章五訣”。其中形、事、情、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個內容，又是描寫、敘述、抒發、議論四個基本手段。四字中“形”、“事”為實，“情”、“理”為虛，“典”則是作者知識積累的綜合運用。就是我們平常與人交流，也總得能向人說清一個景物，說明白一件事，或者說出一種情感、一個道理。所以這四個字是離不開的。因實用功能不同，常常是一種文體以某一種手法為主。比如，說明文主要用“形”字訣，敘述文（新聞亦在此列）主要用“事”字訣，抒情文主要用“情”字訣，論說文主要用“理”字訣。
正如一根單弦也可以彈出一首樂曲，只跑或跳也可以組織一場體育比賽。但畢竟內容豐富、好聽、好看的還是多種樂器的交響和各種項目都有的運動會。所以無論哪種文體，單靠一種手法就想動人，實在很難。一般只有“五訣”并用才能做成斑斕錦繡的五彩文章。試用這個公式來檢驗一下名家名文，無不靈驗。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是一篇《記》，但除用一二句小敘滕子京謫守修樓之事外，其余，“霪雨霏霏”、“春和景明”都是寫形，“感極而悲”、“其喜洋洋”是寫情，而最后推出一句震徹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形、事、情、理，四訣都已用到，文章生動而有深意，早已超出記敘的范圍。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是一篇講國家圖強的論文，但卻以形說理，一連用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等九組十八個形象。這就大大強化了說理，使人過目不忘。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追悼會現場說起，是形；講張思德燒炭，是事；沉痛哀悼，是情；為人民服務，是理；引司馬遷的話，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是典。“五訣”俱全，如山立岸，沉穩雄健，生機勃勃。有人說馬克思的文章難讀，但是你看他在剖析勞動力被作為商品買賣的本質時，何等的生動透徹：“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在這里，“形”字訣的運用，已不是一個單形，而是組合形了。可知，好文章是很少單用一訣一法，唱獨角戲，奏獨弦琴的。我們平常總感到一些名篇名文魅力無窮，原因之一就是它們都暗合了這個“文章五訣”的道理。
常有人抱怨現在好看的文章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只會用單一法。比如，論說文當然是以理為主，但不少文章也僅止于說理，而且還大多是車轱轆話，成了空洞說教。十八般兵器你只會勉強使用一種，對陣時怎能不捉襟見肘，氣喘吁吁。不要說你想“俘虜”讀者，讀者輕輕吹一口氣，就把你的小稿吹到紙簍里去了。前面說過，形、事為實，情、理為虛，“五訣”的運用特別要講究虛實互借。這樣，紀實文才可免其淺，說理文才可避其僵。比如錢鐘書《圍城》中有這樣一句話：“（男女）兩個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謠言，正如兩根樹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掛網。”這是借有形之物來說無形之理，比單純說教自然要生動許多。
“文章五訣”說來簡單，但它是基于平時對形、事、情、理的觀察提煉和對知識典籍的積累運用。如太極拳的掤、捋、擠、按，京戲的唱、念、做、打，全在臨場發揮，綜合運用。高手運筆騰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靂閃電，忽如桃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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