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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史》

中國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城市不具備自立的經濟，而與鄉村 間在經濟上是同一的，這種同一性的基礎是，城市在政治上統治鄉村的同時，經濟上依賴鄉村，沒有發展成獨立于鄉村之外的經濟中心。

在整個前資本主義時期，中國城市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作為帝王—官僚的政治中心—軍事堡壘的基本屬性，無論是天子駐蹕的都城，還是地方大吏主持的郡邑、州治、 縣城，都是按照國家政權的政治—軍事需要修筑起的，城市的結構模式，也是嚴格遵循禮制，如國都一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宮殿置于全城中軸 線上，市場受官府控制，置于宮殿宗廟背后。各地方性城市的格局也仿效都城。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國家政權(中央一級或地方各級)所在地，其主要職能是 實施對全國或地區的政治統治和軍事控制，至于工商業，在宋以前的城市生活中不過是政治的附庸而已。

古代中國城市，無論是都城還是州縣所在地，與鄉村的經濟聯系，主要是單向性的，即城市從鄉村征收貢賦、調集勞役，一般卻較少向鄉村提供產品，廣大鄉村則在 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軌范內生存。國與野、都與鄙、城與鄉之間，政治上是前者對后者的壓迫與控制，經濟上則是后者對前者財富和勞力的供應。這使中國古代城市 不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消費性的，城市手工業基本是為官府服務的官手工業。宋以前，中國城市普遍實行市坊一廂坊制，規定各種作坊、商店必須開設在市區某一 街區，交易聚散有時間規定。自宋代開始，城市的經濟功能加強，民間活力日增，限制民間商業發展的廂坊制度被突破，代之以市、集鎮、瓦子等商業貿易場所，出 現《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那種繁盛的市井社會，城鄉間的雙向物質交換有所發展，有人把這種變化稱之為中國的“都市革命”。然而，直至明清，中國城市作為政 治中心、軍事堡壘的性質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在包括宋以后的整個古代中國城市，未能擺脫帝王—官僚的直接控制，沒有成為自然經濟結構的離心力量，并始終是其核心部位和統治中心，城市也就不可能提供瓦 解自然經濟的強大動力，而只是無止境地從鄉村掠取產品和勞役。這種單向性的物資流動，只能加劇農村貧困化，使中國廣大鄉間封閉在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 的自然經濟小天地之內。而城市自身，一方面是貴族、官僚依憑盤剝農村而過著膏梁錦繡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業受到種種限制，難以獲得健康發展，無 以形成歐洲中世紀城鎮那樣強有力的行會制度。

古代中國的城鄉關系，從國家機制看，城市高高凌駕于鄉村之上;但從經濟看，城市并未能獲得獨立運行的生命機制，不過是農業經濟的附屬物，自給自足的農業經 濟成為鄉村和城市共同賴以存身的基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把傳統的中華文化的主體稱作“農業文明”。中國自然經濟難以解體，社會一再往復交替出現“恢 復—高漲—危機”三階段周期循環而遲遲未邁入新的運行軌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發展迂緩，市民階層晚成，市民文化單弱等等現象，均與城鄉經濟的同一性， 城市遲遲未能形成獨立的、與農村相抗衡的經濟中心，有著不能解脫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