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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的文化闡釋》

在中國文化中，歷史地 看，“誠”與“信”首先并不是一個合一的概念。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信”是一個比“誠”出現得更早的概念。這在迄今的有關考證中也得到了證實。盡管如此， 從邏輯上看，“誠”卻是“信”的前提和基礎，也就是說，無“誠”即無“信”。這與中國文化特別重視“誠”以及中國文化對誠與信之關系的論證方式有關。在中 國文化中，“誠”首先并不是一個主體性的范疇，而是作為一個具有宇宙本體論意蘊的范疇提出來的;并且，作為本體論范疇的“誠”，制約著作為主體性范疇的 “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即是說，“誠”是天本來即有的本性，對天的這種本性的主體實踐(“誠之”，即“行”)即為人之誠的本 性，人之誠來源于天之誠并由天之誠所決定。《孟子》所說的“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則從另一個角度，即對天之誠的“思”的角度，來說明天之誠是人之 誠的本根。發展到后來，作為本體論的誠轉化為主體性的誠，對于誠之主體而言就自然具有了倫理道德的意義，諸如朱熹所言：“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正 是“誠”從本體論向主體性的道德論的轉化，才使“信”這一作為純粹倫理道德的范疇得以奠定在“誠”的基礎上，并與“誠”合二為一。換言之，信之所以可能， 從根源上說它是由天之誠經人之誠所前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誠比信具有更根本、更本原的意義。于是，誠與信的下述關系便是中國文化對誠與信之關系的一個強 有力的邏輯推論：(1)“誠”是“信”之本，“信”是“誠”之用;(2)“誠是個自然之實，信是個所為之實”;(3)“誠”則“信”，“信”不一定 “誠”。在中國文化中，只有理解了誠與信的上述關系，才能對“誠信”這一合一的概念有較貼切的理解。

在西方文化和文獻中， 很難看到“誠信”這一合一的概念，在英文中更沒有與“誠”相對應的統一的單詞，更多看到和使用的卻是包含著“信”的各種概念，如信用、信任等等。這也許是 語言差異及轉譯的困難所致。但在西方語義中，相較于“誠”而言，“信”的作用更為突出，對“信”的使用頻率更高。這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信并不非以誠為前 提和根據。西方對“信”的規定并沒有像中國古代那樣，非去追索“信”的“誠”之形而上前提和倫理道德基礎，而是把“信”的根基奠定在契約觀念之上。他們把 “信用”、“信任”建基于契約觀念之上，它不非必以具有濃厚道德色彩的“誠”為依據，而是充分體現了契約觀念的深刻內涵和基本特征，并最終演變為法律原 則。

中國當前的誠信缺失， 在文化上可以從上述中西文化對誠信的不同理解中得到解釋：從中國文化來看，作為道德之根基的“誠”，日漸被市場經濟的“信用”所替代乃至淡化，經濟信用似 乎可以代替一切，“誠”在強大的市場經濟面前顯得十分脆弱，以致不堪一擊，于是“信”與本來決定它的“誠”出現了割裂。這樣，在中國文化看來，“信”缺失 了“誠”這一形而上的終極依據和倫理道德根基，從而淪落為一種純粹實用的經濟理性的工具，進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從西方文化來看，西方的“信”并 不非以“誠”為根基和依據，它是建基于契約觀念之上的。但在中國，一方面歷史上缺乏契約觀念的傳統，另一方面，現代契約觀念還遠遠沒有樹立起來，因此， “信”同樣缺失契約觀念的依據和基礎。這樣，從中西文化上看，中國當前誠信缺失也許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