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黨的第三代領導適應新時代的變化而形成的戰略思想。“三個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發展經濟、共同富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為此就必須為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若沒有文化的更新與發展，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僅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而且還要代表和發展先進的社會文化。“三個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科學的、有機的思想整體。每個共產黨員必須以此為政治道德約束，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覺悟。
三大經濟轉型構成新的時代背景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由傳統經濟向新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或遲或早總是要發生相應變化的。面對來自于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種種沖突，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人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而為中國現有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調整指明了方向。
自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經濟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與此同時，美國新經濟的發展表明了世界經濟的基本趨勢，對中國經濟來說，也需要實現由傳統經濟向新經濟轉型。發生在經濟基礎層面上的這些重大變化，必然要求意識形態作相應變化。這種必然性不僅來自于馬克思的理論發現，而且也為中外歷史所證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書中曾精辟地指出，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或遲或早總是要發生相應變化的，否則，社會就會因為經濟基礎與政治等上層建筑、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的沖突而不能正常運作。
從歷史上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每一次經濟基礎的變化幾乎都會引起社會意識形態的巨大變更與轉型；或者是先有意識形態的革命，然后推進社會經濟基礎的飛速發展。例如，發生在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時期的歐洲宗教改革，從意識形態上為以盈利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不少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但是均因為缺少意識形態的相應變化與支持，而未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產生積極影響。自漢王朝獨尊儒學以后，學術自由不復存在，意識形態的創新基本被封殺，這就使得意識形態的變化和轉型變得極為困難。儒學的基本價值觀是禮治，而禮治所強調的是等級制的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對現有秩序可能帶來威脅的技術與制度創新的。因此，當中國的能人巧匠完成了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之后，居然沒有獲得社會的支持而轉換為強大的社會生產力。此外，中國古代社會的每次制度創新也因為有悖于禮治，而被舊秩序的維護者無情地扼殺了。這樣的教訓應該記取。
自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改革使得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市場經濟體制，而開放則使得中國的封閉經濟變成了開放經濟。毫無疑問，這兩種變化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前所未有的。正是這兩種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變化，造成了中國嶄新的經濟基礎與傳統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沖突。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社會的經濟資源已經通過市場機制來配置，但是，規范市場行為的倫理道德與社會契約則由于意識形態轉型和變化滯后，沒能及時建立起來，其結果只能是市場秩序的混亂與運行效率的低下，權力與金錢的交易和各種各樣的非法交易活動，使得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性產生了懷疑。
當中國現有的意識形態在某些方面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的要求時，90年代美國新經濟的崛起又對盛行于市場經濟國家中的相對陳舊的意識形態構成了重大挑戰。這意味著中國不僅需根據經濟基礎的變化及時地調整意識形態的某些方面，而且還告訴我們，意識形態的變革必須適應新經濟發展的需要。
面對來自于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種種沖突，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人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從而為中國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調整指明了方向。“三個代表”的實質在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前提下，現有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調整必須符合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作為意識形態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須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先進文化；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構建的意識形態應當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價值觀。
用新的增長方式界定先進生產力
在當今社會，先進生產力可以被界定為：一種由知識要素驅動的、以信息技術為其技術基礎的、以因特網為其工具體系的，只有通過與人力資本結合才能實際發揮作用的生產能力。當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取代勞動與貨幣資本而成為價值的主要源泉時，就不應再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價值的形成與增殖過程。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區分不同經濟時代的標志，不是看社會生產了什么樣的產品，而是要看該社會是用什么樣的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來生產各種產品。波特則從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要素變動著手，區分了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比如：土地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資源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勞動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資本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技術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知識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等。
因此，我們要界定什么是社會先進的生產力，首先必須準確地把握我們所處的經濟時代與所面對的經濟增長方式。
根據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理論，人類自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每50-60年就會發生一次產業革命。伴隨著每一次產業革命而來的不僅是世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且也是新的社會生產力對舊的社會生產力的一次革命性替代。因此，到了信息社會與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今天，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把資本主義的機器大生產說成是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事實上，從蒸汽機到電動機，再到內燃機和今日的計算機，工業化社會已經開始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馬克思生活時代的機器大生產早已被智能化的生產過程所取代。如果說，英國產業革命后形成的社會先進生產力，是一種由資本要素驅動、以蒸汽機（后來是電動機和內燃機）為技術基礎、以流水線為工具體系的、通過雇傭勞動才成為現實的生產力，那么，在今天經歷了新經濟革命后所形成的先進生產力，則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概括地講，在當今社會，先進生產力可以被界定為這樣一種生產力，即：它是一種由知識要素驅動的、以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與個人電腦）為其技術基礎的、以因特網為其工具體系的、只有通過與人力資本的結合才能實際發揮作用的生產能力。
由信息技術取代機械技術（包括蒸汽機、電動機和內燃機）、知識要素取代資本要素（包括勞動要素）、因特網取代機器流水線而引起的社會生產力的這種革命性變化，會對整個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回顧一下歐洲國家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轉型時發生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將會有助于我們對這個問題作出準確而又科學的理解。隨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轉型，社會生產力的結構隨之發生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驅動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變成了資本，這一變化使得擁有土地資源的封建地主階級完全成為一個多余的階級。因為土地已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而絕對地租的存在又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論中作了非常詳盡而又精辟的闡述。在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五百多年之后，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知識作為財富和價值的主要源泉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要素，而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卻顯著地下降了。于是，資本家也會像過去的地主階級一樣，逐漸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多余的食利者。與此同時，隨著資本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下降，勞動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也在不斷下降。這就是說，當知識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要素時，不僅會發生知識要素對資本要素的替代，而且也會發生人力資本對勞動要素的替代。
如果我們能夠準確地理解發生在新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的這些革命性變化，那么以下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一是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就像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所強調的那樣，真理都是相對的。從這樣的立場出發，我們就應當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作這樣的理解，即：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當勞動在價值的形成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時候，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價值的形成與增殖過程是極其正確的；當社會生產力取得進步，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取代勞動與貨幣資本而成為價值的主要來源時，我們就不應當再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價值的形成與增殖過程。
二是隨著資本要素被知識要素所取代，我們應當預見到資本主義的非資本主義化發展。這一點，在當今美國新經濟產業部門的表現最為明顯。在那里，我們可以看到，過去被貨幣資本家所壟斷的企業所有權正在越來越多地被擁有知識和信息知識的“知本家”（即擁有技術專利的企業創業者和擁有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所分享。如果新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要求社會經濟制度的非資本主義化，那么，我們就應當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盡量避免資本主義的消極影響。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權決不能被資本所獨占，而是應當被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分享。
三是在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我們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就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并把教育部門和科技產業作為國家的戰略部門來對待。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對現有的所有權制度加以改革，通過知識參股等方式，給予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與知識創新的所有權激勵。
先進文化應具有三大特征
先進文化應當能夠促進或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先進文化必須具有兼容性，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批判地繼承和綜合前人優秀思想學說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先進文化還必須具有包括學術自由、科學精神和知識產權等要素在內的發展機制。
意識形態的適應性變化沒有文化的發展是不可想象的。文化發展是通過先進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替代來實現的。那么，什么樣的文化才能算是先進文化呢？對此，大致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加以界定：
第一，任何時代的先進文化都應當能夠促進或適應社會經濟發展。
資本主義在歐洲國家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分不開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崛起和市民社會的產生，于是便有了自由企業、自由勞動、自由交換。
最初的資本主義是混亂的和貪婪的。這種局面的出現，顯然是與社會缺乏理性有關。面對這種狀況，歐洲的一大批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一系列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倫理道德觀，呼吁社會理性，從而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啟蒙。
同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占據主導地位，就在于適應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我們黨要代表先進的文化，就必須按照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變革后，主動地調整文化意識形態，或者在預見到社會經濟基礎的未來發展趨向后，通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創新來推動經濟基礎朝著這一方向演進。
第二，先進文化必須具有兼容性。
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批判地繼承和綜合前人優秀思想學說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分別來自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馬克思汲取了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辯證法和唯物論，揚棄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從而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馬克思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并在全面梳理剩余價值學說史的基礎上創建了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借助于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理論這兩個偉大發現，建立起了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從而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具有兼容性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特征。
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也是通過發揮其文化的兼容性而取得了對其他經濟制度的競爭優勢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兼容性使得它可以積極地利用市場經濟，可以繼承中世紀的等級制，甚至可以在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保留封建特權，直至保留皇室與貴族，前提是只要后者愿意妥協。特別是當共產主義思潮與第三條道路的意識形態產生以后，資本主義文化又開始積極地吸納這兩種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來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識形態與制度競爭中的優勢。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福利國家主義思潮，事實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理性發展的意識形態約束，而資本主義的競爭力又恰好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兼容這些不同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能力。
第三，先進文化必須具有內生發展機制。
除了外部交流與兼容其他文化的精華，先進文化還必須具有內生的發展機制，這種內生的發展機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學術自由、科學精神、知識產權。
沒有一種可以自由進行研究與探討的學術環境，思想的進步與文化的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沒有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精神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同樣，假如沒有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也絕不會像今天這樣全面和深刻。可以說，沒有學術自由這個先進文化發展所必需的內生機制，本來是先進的文化也會變得落后與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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