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總書記關于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論述，意義深邃。中國共產黨倡導民主監督，其意義內蘊于“三個代表”的意義之中。深入探討兩者的內在聯系，無疑可看出一種新向度和新意蘊。
從“三個代表”看民主監督新意蘊，我們要有“胸懷全局、與時俱進”的理性視野。要充分認清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把握世界大轉變中的深刻性與特殊性，由此可把握這一“新意蘊”的歷史深沉性。
世界大變動中的深刻之處主要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世界科技突飛猛進，西方“第三條道路”的出現，蘇聯東歐劇變、特別是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當代中國大變動中的深刻性和特殊性主要是：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深刻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深刻轉型的過程；利益多樣化到價值多元化的嬗變使社會成員、社會組織發生了特殊變動；不同的思潮文化碰撞加劇了價值觀念的沖突和融合。
因而，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給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挑戰。質言之有三：一是經濟全球化趨勢要求中國共產黨更安全、更堅定地承擔起執政使命；二是“第三條道路”的興起和蘇共的解體，要求中國共產黨以更理性的戰略眼光對待世界“民主化”浪潮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三是科技文化全球化要求中國共產黨整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積極應對網絡信息科技發展在我們生活中的影響。這三個方面的挑戰也必然表現在多黨合作的問題上。因而，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面對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我們黨要不斷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看到社會轉型對我們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提出的新的更加具體、更加深刻的新要求、新意義。江總書記的“三個代表”理論無疑為這種新意義指出了一種新向度。
其一，“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中的民主監督新向度。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生產力不但是社會生產中最具生命力的革命性因素，而且是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因素；而民主是世界走出愚昧黑暗的中世紀之后的歷史潮流，是人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充分發展的重要支柱。民主化的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尺度。因而嚴格地說，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在本質上是包蘊民主化進程于其中的。民主監督是我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和主要內涵。它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監督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又是我國制度倫理建樹的實踐品格。而這一建樹在本質上卻是融貫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之中的。也就是說，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在根本上是與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相一致的。離開生產力的發展、不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向度，就不可能獲得科學意義上的民主監督（制度倫理的表現）的實踐效果。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同理可得，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沒有民主和民主監督；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包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現代化，而其本質上就是以生產力的全面進步和發展為根本的前提和保障的。因而，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監督，也將作為與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相一致的重要內涵和本質規定，而民主監督的成效與否也應取向于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和進步上。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代表”性，充分體現在民主監督上，給予民主監督以新的實踐向度。只有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民主監督、制度倫理建樹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其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的民主監督新視域。所謂“先進文化”，應當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果。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監督，本質上就是繼承和發展這些優秀文化之所為，也是代表著這種優秀文化成果的結晶。我國的民主監督，可以說是德治和法治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德治精神，它是我國政治思想傳統中的一份有價值的政治理念。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注：《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頁。）這是一條“內圣外王”的道路，它強調立政治國平天下，根子在正心修身的道德修養上，從而推出以德治國（德治）。但是，僅以德治還不夠，還得加上以法制治國（法治），而這一點恰在中國傳統中做得很不夠。法治文明是以西方文明為淵源的。倡導民主監督，就是融合德治與法治為一體。正如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通過改革，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對民主監督的徹底否定）重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保ㄗⅲ骸吨袊伯a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任何權力都不能是無限的，權力應當要有所制約。倡導民主監督，一方面主要是針對因執政黨地位而造成的部分政府官員缺乏德性濫用權力進行監督，并使其成為一種制度，從體制和機制上制約絕對的權力。另一方面，就根本而言，是貫徹德治加法治的政治文明精神。民主監督作為一種制度倫理，它象征的正是一種人類歷史中的優秀文化成果，它代表的正是一種先進文化的價值體現。德治和法治，是構成文明社會制度生存的內在機制，法治是制度的倫理品質，德治是制度倫理的內生效果，而制度倫理本身又需要法治（法制）保障；只有堅持在德治加法治的條件下，我國政治制度中的民主監督，才可能貫徹和實現。
我們還應看到，“利在為民”可具體表現在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過程中。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決非一種抽象口號。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是必須考慮的。在當代中國，出現了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也隨之出現了新變化，由此而產生了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其它社會矛盾。這一經濟形勢新變化必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妥善處理好這些矛盾，正是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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