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東漢詩人佚名的《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賞析這是《古詩十九首》的第十四首。從題材范圍、藝術境界以至語言風格看來，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艱難、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問題上，憤激地抒發了世亂懷歸而不可得的愴痛之感。
《古詩十九首》雖說不是出于一個作者之手，但這些詩篇卻都植根于東漢末年大動亂的歷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憂患意識。因為人生理想的幻滅而跌入頹廢感傷的深谷的作者們，為了排遣苦悶，需要諷刺和抨擊黑暗，這一個慘霧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還需要對自己的內宇宙進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價值觀該是如何？既然是榮枯變幻、世態無常、危機重重、禍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歸宿又將是如何？
雖說《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學家，然而極盡人間的憂患，促使他們耽于沉思，而道家的遼闊想象空間和先秦以來“名理”觀念的長期孕育，多方引導他們考慮生死存亡問題，終于把對人生奧區的探索和對世路艱難的悲歌二者相拌和。這是《去者日以疏》一詩的思想特點，也是當時中下層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寫照。
當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還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維定勢不同，因而表現這一種自我反思的核心觀念的建構也各有不同：有的是著意含情，有綿邈取勝；有的是一氣貫注，而不以曲折見長；有的運用一層深似一層的布局而環環套緊；有的是發為揮灑的筆勢，歷落顛倒，表面看來，好像各自游離，而卻又分明是在深層次中蘊藏著內在脈絡。而《去者日以疏》這一首，就思維定勢說來，則更有其異守崛起之勢。請看，開頭的“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起筆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經籠罩全詩，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興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層的揭示，逐步轉為景物的社會內涵的縱深掘發。這種審美心態與其藝術處理，蔚為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因而古人說，詩有了“興”，則“詩這神理全具”（李重華《貞一齋詩話》）。確有至理。但話又說回來了，詩的得力之處并不能局限于比興。哪怕開門見山，只要處理得好，也未嘗不可成為佳作。開門見山，可以用敘事手法，如“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由“涉長道”而轉入四顧茫茫，展開人生如寄的悵觸；也還可以用足以籠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為序幕，那就是接下來要談的《去者日以疏》的開頭兩句了。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互為錯綜的這兩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輔相成。天地，猶如萬物的逆旅；人生，猶如百代的過客，本來就短促萬分，更何況又是處于那一個“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的災難重重的時代。死去的人歲月長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轉為空虛、幻滅。新生下來的一輩，原來自己不熟悉他們，可經過一次次接觸，就會印象加深。去的去了，來的來了。今日之“去”，曾有過往昔之“來”；而今日之“來”，當然也會有來日之“去”。這不僅和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所說的“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相似，此外也更說明一點：東漢末年以至魏晉文人，他們的心理空間的確寬廣。他們喜愛對人生進行探索，對命運進行思考。按照這首詩的時間的邏輯順序看來，作者應該是先寫走出郭門，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愴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開一筆，發揮世事代謝、歲月無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這樣寫，而是猛揮其雷霆萬鈞之筆，乍一開頭，就寫下了這樣蒼蒼莽莽、跨越古今、隱含著人世間無限悲歡離合之情的兩句。從技巧上說是以虛帶實，以虛涵實；從作者的思維定勢說，則是在詩篇開頭，已經憑宏觀縱目，指向了人事代謝的流動性，從而針對這一“來”一“去”進行洞察性的觀照和內窺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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