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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心善而子孫盛 根固而枝葉榮

【原文】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譯文】一個人能有一顆善良的心，就等于給后代子孫種下了幸福的根苗，這就如同栽花植樹一般，因為世間沒有不把花木栽在土地內(nèi)，就能使花木枝葉繁茂而開花結(jié)果的。

【解說】佛家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馬上就報。”這種嚴格的因果報應(yīng)觀雖然在現(xiàn)實中不盡其然，但多行不義必自斃，原因出在行惡所產(chǎn)生的社會副作用會逐漸蔓延，一旦有了誘發(fā)因素，社會便會對惡行作出反應(yīng)，即所謂的“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同樣，為善在周圍產(chǎn)生了正的作用，一有時機便會得到應(yīng)有的報答，所謂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花花轎子人抬人”。家庭風氣的好壞，直接影響子孫的為人品行，這是一個耳濡目染的過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洞”。雖說不能一律，但書香門第的教育總是要相對高些。父母為官則兒女諳熟官場禮儀，父母從藝則兒女能習染藝術(shù)細胞，這些都是差不離的。父母若性情古怪，兒女也難免受到影響；父母為人慈善，兒女也總要有所仿效，所以為父母者不可不慎己。

【例解】太宗李世民 “三勤”保盛世在出現(xiàn)了“天下大治”的昌盛局面之后，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對當時的史官褚遂良說了這樣一段話：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zhuǎn)也。這段話，既是太宗對施政政治基本經(jīng)驗的概括，又表明他堅持力行的主要是這三件大事。中國歷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最重視以史求治的帝王了。考歷代興亡，辨前王得失，以漢文為師，思隋亡為戒，編纂史書，取鑒求治，貫穿于太宗施政致治的全過程。太宗即位之初，不僅議政之間“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以至“夜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覽忘倦，每達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繼日地讀史、議史之外，更注意指導(dǎo)地方軍政長官讀史。貞觀三年（629）年底，為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賜荀悅《漢紀》一部，認為“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要李大亮“宜加尋閱”。所謂“極為治之本”，即認為《漢紀》中有大治天下的豐富經(jīng)驗可供吸取。同時，以宰相房玄齡為總監(jiān)，副相魏征“總知其務(wù)”，組織了專門的修史班子。自貞觀三年（629），至十年（636），修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五代史，總結(jié)出“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的這一取鑒求治的基本經(jīng)驗。“前王”之“得”，太宗最傾心于漢文帝，“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觸于隋煬帝。從“貞觀之治”表現(xiàn)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靜”求治總方針的制定，農(nóng)本思想、君臣相輔思想、任賢納諫、民族德化，乃至釋宮女、令得嫁等等，都能從漢文致治、煬帝喪國的正反經(jīng)驗教訓中找到借鑒的痕跡。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興亡的同時，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問題，命史官續(xù)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時才告成。進入晚年，太宗又下詔修撰《晉書》，并親自撰寫了4篇史論。指責司馬懿未能“竭誠盡節(jié)”，“見嗤后代”，顯然是想借歷史告誡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馬懿那樣有虧臣節(jié)。評論司馬炎，是為了告誡太子李治，莫忘司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貽患的教訓，免得“海內(nèi)板蕩，宗宙播遷”。這是試圖以史安排后事。進賢致治，在古代的名君中，也是唐太宗做得最為有成效。當確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進賢致治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強調(diào)“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據(jù)《全唐文》所收，太宗親下求賢舉能詔多達5次。隨時提及求賢者，在《貞觀政要》一書中比比皆是。即位之初，太宗命宰相封德彝舉薦賢才。幾個月過去了，不見動靜。太宗掩飾不住求賢的急切心情，斥責封德彝失職。封德彝辯解說，“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反駁道：“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人才不會沒有的，關(guān)鍵在于能不能發(fā)現(xiàn)人才。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強調(diào)“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一次，太宗與宰相房玄齡、魏征、李靖、溫彥博、戴胄、王珪等酒宴。席間，太宗要王珪“品藻”諸相，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wù)必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shù)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很同意這一概括，諸相也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這一席對話，既表達了太宗用人“各取所長”的方針，又包含著對太宗用人“咸盡其才”的禮贊。貞觀十一年（637），太宗面對隆盛的功業(yè)，不無感慨地說：“于茲十有余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xié)德同心，以致于此。”短短的幾句話，道出的正是他“進用善人，共成政道”的事實。這一年，太宗兩次頒詔求賢，仍然強調(diào)“博訪邱園，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進賢”與“致治”的關(guān)系說得更加明白。十七年（643），為了展示君臣一體，共成政道，特詔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璃、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jié)、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24人，圖畫于凌煙閣。從凌煙閣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進用善人”，不論出身士庶，是否故舊，也不問為官為民，是漢是夷，均“委任責成，各盡其用”的用人之道。這正是太宗始終“勤行”不忘于“共成政道”的結(jié)果!不為群小之輩所讒，是保證“廣任賢良”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唐太宗為實現(xiàn)“進用善人，共成政道”的目的，把“斥棄群小，不受讒言”作為自己“勤行”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足見其對防佞杜讒的重視程度。貞觀初，為“致太平”，太宗廣開“直言之路”。于是，便有群小之徒“各行讒毀，交亂君臣”。為此，太宗反復(fù)強調(diào)，“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蝥賊也”，把讒邪視為“逆亂之源”。為了防佞杜讒，下令“自今以后，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貞觀三年（629），魏征升任秘書監(jiān)、參預(yù)朝政，為副相。于是，有人誣告魏征“謀反”。太宗立即反駁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gòu)?”不僅不追究魏征，反而“遽斬”誣告之人。在這前后，監(jiān)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毀謗”宰相房玄齡、杜如晦“思慮有限”，想動搖房、杜相位。太宗說：“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勛舊，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陳師合于嶺外”。對于某些大臣，太宗并不因其“功高”就聽任其毀謗賢能。最具典型性的，要算是蕭璃對房、杜的讒毀了。蕭璃在高祖時，“凡諸政務(wù)，莫不關(guān)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杜。蕭璃“心不能平”。先是上書論二人不稱職，但無證據(jù)，太宗罷蕭璃，“廢于家”。過了一陣，復(fù)其官職。后來，房玄齡、魏征等執(zhí)政中“有微過”，蕭璃又“劾之”。太宗“竟不問”，免去蕭璃相職，降級使用，過了4年，才恢復(fù)其相位。貞觀十七年（643），蕭璃也圖畫凌煙閣，又誣房玄齡以下諸相“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并“累獨奏”稱“此等相與執(zhí)權(quán)，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勸蕭璃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會“頓迷臧否”。太宗“積久銜之”，越發(fā)討厭蕭璃，最終下詔斥其“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罷為州刺史，除去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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