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好利者逸出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于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譯文】一個好利的人，他的行為超越道義范圍之外，因而就用各種手段逐利，他逐利的禍害很明顯，容易使人防范，后患也就不會太大；反之一個好名的人，他為了假借仁義道德來爭取人們的擁戴，因此就經常混跡仁義道德之中而沽名釣譽，他所做的壞事人們也不容易發覺，結果所造成的后患都非常深遠。
【解說】好利者顯而易見，而欺世盜名之輩、沽名釣譽之流，其危害很大。說一句稍偏激武斷的話，天下人為生計奔波，這是人之常情，民安則國寧。任何一個時代，尤其是當今商業社會，都是以利益為中心刺激人們的積極性，驅動社會運轉。熙熙攘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這是社會常情。相反的，在那些“以天下為己任”之輩中，雖不乏深具社會良心的人，但也混有不少心懷不軌之人。他們的行為常常不但不利于國計民生，而且經常招來大動蕩、大波瀾，終至于荼毒生靈，貽害無窮。所以對那些以“社會良心”自居者，我們要肅然起敬，更要悚然而驚，搞清他是否真心，又是否真的有達致目的的良好手段。
【例解】君臣都不軌 如狼之與狽屠岸賈是春秋時期晉國人，出生于奴隸主貴族家庭，靈公時任大夫，景公時任刑獄的司寇。晉靈公和晉景公是兩位昏庸無道、荒淫暴虐的君主。他父子遠賢臣，親小人，只貪圖享樂，不思進取。作為國家重臣的屠岸賈，不僅不去勸諫國君，勵精圖治，振興晉國，反而極盡阿諛逢迎之能，為二位君主出謀劃策，想方設法嬉戲縱樂，使國政荒廢，民力空耗，內憂外患空前嚴重。晉靈公一生荒淫無度，晚年尤甚，他用強行從民間征來的苛捐雜稅，大興土木，廣修宮殿館舍。有一次他命屠岸賈在晉都絳州城內建一座花園。屠岸賈受命后，找到各地的能工巧匠，精心設計，晝夜施工，很快建造了這座花園，園中筑有三層高臺，中間建起一座“絳霄樓”。此樓畫棟雕梁，丹楹刻角，四周朱欄曲檻，富麗堂皇。憑欄四望，市井均在眼前。園中又遍植奇花異草，因桃花最盛，每到開花之季如錦似繡，故此園名為“桃園”。峻工之后，靈公贊不絕口，心中就更加寵愛屠岸賈了。此后，靈公一日幾次登樓嬉戲，或觀覽，或飲酒，有時還張弓彈鳥，與屠岸賈賭賽取樂。有一天，屠岸賈召來藝人在臺下獻藝，園外聚集了很多看熱鬧的百姓。靈公一時興起，對屠岸賈說：“彈鳥不如彈人。咱倆比試一下，看誰打得準。擊中眼者為勝，中肩為平，要是打不中的話，用大斗罰酒。你看怎么樣?”屠岸賈欣喜應允。于是，兩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高喊：“看彈!”一個個彈丸如流星般飛向人群，有人被彈去半個耳朵，有人被擊瞎眼睛。頓時人群大亂，哭喊著擁擠著爭相逃命。靈公大怒，命左右會放彈的侍從全都操弓放彈。一時間，彈如雨點般向人群飛去，百姓傷殘無數，慘不忍睹。靈公見狀，狂笑不止，連弓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他邊笑邊對屠岸賈說：“我登臺數次了，數今天玩得最痛快。”在屠岸賈的慫恿之下，晉靈公驕奢日甚。為了進一步取悅晉靈公，屠岸賈親自率人到全國各地挑選良家美女，只要中意即搶奪回京，送入桃花園供靈公淫樂。此后靈公對屠岸賈更加寵愛了。只要身邊侍者稍不如意，他們就用殘忍的手段將其殺戮。有一次，晉靈公與屠岸賈飲酒，席間，晉靈公命廚師趕快做個熊掌給他們下酒。催了幾次，還沒端上來，晉靈公發怒，廚師只好把熊掌端來。靈公嘗了一口，嫌其未熟，抄起銅斗往廚師的頭上一擊，廚師當場斃命，靈公又用力將其砍為數段，命內侍將碎尸盛入竹籠棄于野外。靈公這種棄國自娛、殃民自樂的行徑，引起朝野上下的強烈不滿，晉國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可是作為一國之君的晉靈公對此全然不顧，仍以淫樂為生，不修國政。屠岸賈則以滿足主子的需求為目的，極力設法搞許多新的花樣，使晉靈公在昏聵奢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國家也就越加貧弱不堪。
高官小聰明 一言害邦國在舊時代的官場上，經常看到有這樣一些官僚：他們處世圓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馬屁。他們想的并不是如何辦好公事，而是怎樣討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職俸祿，榮華富貴。不要看這些人沒有什么建樹，但是在保官保祿方面卻很動心計，頗有一套阿諛奉迎、明哲保身的“要訣”。這種官僚在當時被稱為“巧官”。清代道光朝大學士（相當于宰相）曹振鏞便是這類官僚中的一個典型人物。曹振鏞在乾隆朝中進士，點翰林，官至侍讀學士，至嘉慶朝便飛黃騰達，升為尚書、大學士。道光皇帝繼位后，他更是紅得發紫，晉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圖形紫光閣。當他以81歲高齡去世后，得到“文正”的謚號。這是清朝對故世大臣最高的評價，在清代享受這種殊榮的只有七八個人。曹振鏞作為一位漢族官僚，既沒有顯赫的武功，又沒有出眾的文采，在重滿輕漢的滿清時代，能夠在充滿兇險和傾軋的仕途上一帆風順，年歲愈大，愈受皇帝信任，官職愈高，自然有他的當官訣竅。有一次，他的門生向他討教，問他成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寵信靠的是什么辦法。他回答了6個字：“多磕頭，少說話。”意思是對皇帝、對上司，只需要表示順從，不用發表自己的意見。真是圓滑到了極點。“少說話”不等于不說話，而是要把話說到關鍵的時候，說到點子上。對此，曹振鏞是深有研究的。清朝進入道光時代已經暴露出許多衰敗的跡象，國家的許多大政無不弊端累累，積重難返。地方官員紛紛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閱的文件就有好幾大撂，看得道光帝頭昏腦脹，心里很不耐煩，弄得他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實在不愿意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廢政務的壞名聲。這種情緒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來。善于對皇帝察顏觀色的曹振鏞敏銳地查覺出道光帝的這種心思。動了一番腦筋后，他一反往日“少說話”的常態，發表了一番高論。他給皇帝獻計說：“今天國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無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無事生非，在奏章中講一些危言聳聽的事情，無非是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虛名。對于這些沽名釣譽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如果那樣做，便會使陛下蒙受拒諫的名聲。依臣之見，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閱奏章時，選擇其中的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降旨嚴厲斥責。臣下就會懾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對人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鏞的一席話，正中道光帝下懷。此后，他果然照著曹振鏞的辦法，專門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哪怕是字體上的毛病，他也不放過。動不動就降下圣旨，嚴厲斥責，使不少人為此丟了官職。弄得滿朝文武人人謹小慎微，視給朝廷上奏章為畏途，盡量不向朝廷報告，或少報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隱匿不報，即使上報，也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掩蓋了事情的真相。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官場上形成一種粉飾太平，互相欺瞞，報喜不報憂的惡劣作風。國家的許多弊政得不到及時解決，變得激化起來，最后終于釀成19世紀50~60年代的全國性的內亂，幾乎使清王朝這只又舊又破的大船在農民起義的波濤中傾覆。這就是后人所說的曹振鏞“一言害邦”。然而，道光帝卻少看了許多奏章，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勞。他自然把這個“功勞”歸于曹振鏞，更把他當成言聽計從的股肱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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