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考驗地方政府
劉成友
日前，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表示，今年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并適時會同監察部對省、市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工作進行考核，對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將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
人們還記得，3年前，房價一路躥升時，曾經有過類似上述的說法；半年前，房價近乎脫韁時，也有過類似的說法。遺憾的是，盡管有關部門多次表態，截至目前，人們還沒有看到有地方政府在樓市調控中被追究責任。
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有所期待。畢竟，在樓市調控中，一個普遍感受是：“國十條”等樓市政策的一部分措施，被有些地方在執行時“打折”了。人們期望看到令行禁止、政令暢通，期望調控收效明顯、百姓受益。
實際情形是，在很多城市，開發商捂盤惜售現象仍未杜絕，圈地囤地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保障房資金落實不到位，工程進展緩慢……客觀分析起來，讓市場的歸市場，市長的歸市長，除了流動性過多、通脹預期增強等市場因素之外，有的地方沒有擔當起相應的責任，或許是重要癥結。
主要表現為：有的地方深度介入房地產行業的慣性沒有消除，個別地方明降溫、暗托市；限購等各項調控政策在執行中被“軟化”；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的供給乏力，個別地方還有虛報數字之嫌……地方執行的“短腿”，讓中央調控政策成了揚湯止沸。
地方在調控中動力不足，原因或在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其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一些地方擔心調控可能影響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對如何主動參與調控缺乏考慮和研究。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嘗到了土地財政的甜頭，他們為獲取高額土地出讓金，采取種種措施，推高地價，抬高房價，以此換取好看的GDP和政績。這阻礙了樓市調控的成效，損害了群眾利益。
落實調控政策，需要多方面努力，尤其依托于地方的有力執行。有令不行，調控就難免“雷聲大雨點小”，不僅房價難穩，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在個別地方，對群眾有利的政策往往“大的變小，小的變沒”，最后文件成了“紙上畫，墻上掛”的東西；而一些關涉地方自身利益的政策，則經常是強力執行。這不能不讓人警醒。
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如何推動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適應，規范土地征收行為，用好土地出讓金收入，解決地方政府面臨的“錢少事多”的現實難題，這既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好地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必由之路。
違規別墅將走向何方
郝洪
搶在2011年新年到來之前，南京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別墅事件初步處理方案出臺，處理意見很“給力”——停工待查，限期恢復原狀。拖了一年懸而未決的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別墅事件，終于止步于2010年。
習慣了對違規擴建處理的“罰”字當頭，南京市政府一紙“限期恢復原狀”的處理意見，讓人在意外之余，不禁拍手稱快。一直以來，正是摸清了“以罰代管”這一規律，違規搭建者們才有恃無恐、肆無忌憚，以為只要“生米做成熟飯”，交些罰金總能蒙混過關。現在，曾經打著“管理區”旗號的別墅擴建項目也要“限期恢復原狀”了，處罰措施動真碰硬，“煮熟的飯”也有被連鍋端的可能。
不過，“限期恢復原狀”只是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別墅事件處理的第一步。人們期待，加快對違規企業江蘇德基公司的查處；人們也期待，能依法追究那些對違規建筑視而不見、相互推諉的管理部門的責任。這樣，才能真正有力打擊違規建設，讓中山陵風景區這一公共資源不再被各種商業化開發所蠶食。
倘若該事件僅僅止于“限期恢復原狀”，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別墅事件的警示作用可能仍將有限，無法以儆效尤。因為，從報道來看，南京市政府“限期恢復原狀”的處罰令，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這些余地有可能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山陵風景區內現有別墅究竟能否擴建？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可以擴建？管理部門如何擔負起中山陵風景區的保護、管理之責？現有的處理意見并未明確回答這些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山陵景區違規擴建別墅事件的關鍵所在——公眾質疑的不只是違規企業的肆意妄為，還有違規者對公共資源的任意侵占。如果把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別墅事件僅僅看作是一件簡單的違章搭建案例，那將會誤讀民意，偏離事件處理的正軌。
當普通的民眾為了保護城市山林、湖泊等公共資源，而逐步搬遷出這些風景如畫之地時，別墅豪宅卻依山傍湖而起，中山陵景區的別墅擴建風波如是，云南洱海填湖造別墅亦如是。而這，相信絕不是公眾所期待的保護與管理。中山陵景區內違規擴建的別墅將走向何方，這不取決于違規者的態度，而是取決于監管者的決心，取決于監管者對公共資源性質的認識，以及將自己放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來管理、保護中山陵風景區這一公共資源。
公安“給力”帶給我們什么
黃慶暢
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國公安機關在人們的腦海中，刻下深深烙印——“給力”。1月3日，由人民網評選的“2010公安十大‘給力’行動”結果揭曉，全國打黑除惡、足球打假反賭、掃黃風暴、重大恐怖組織案件告破、“零容忍”整治酒駕等榜上有名。
是什么吸引網友力頂公安工作？公安工作“給力”又給老百姓帶來了什么呢？放心、信心、舒心，是網友用鼠標給出的答案，也是群眾對公安工作的充分認可。
公安“給力”，群眾對社會治安感到放心。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特別是過去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難事也多。在這樣的情況下，2010年我國社會治安持續好轉，群眾安全感明顯提高。其中，公安機關功勛卓著，功不可沒。
本著“人民群眾最痛恨什么犯罪，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哪里治安問題突出，就重點整治哪里”的思路，公安機關全力以赴，依靠科技創新手段、注重實效、強調法治，嚴厲打擊影響群眾安全感的暴力犯罪、涉槍涉爆犯罪、黑惡勢力犯罪、電信詐騙犯罪、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兩搶一盜”犯罪和“黃賭毒”等違法犯罪，打掉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讓群眾拍手稱快。
公安“給力”，增強了人們對懲治腐敗的信心。公安機關的一舉一動，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也在琢磨打量。足球打假反賭之初，人們歡呼的同時，曾擔心“水太深，查不下去”；掃黃風暴刮起，也有人估計“有背景的，風刮不倒”。后來人們看到，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南勇、楊一民和“金哨”陸俊等一條條“大魚”落網；有些“神秘”、具有幾分風向標意義的北京“天上人間”，被依法查處，停業整頓；曾“黑”極一時的重慶司法局原局長文強，終被拉下馬、受到法律嚴懲。一個接一個的“給力”行動，消除了人們的疑慮，也讓群眾看到了黨和國家懲治腐敗的決心。
公安“給力”，讓百姓的生活更加舒心。世博安保、亞運安保，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公安機關堅持以人為本，實施一系列便民利民舉措，讓人們看得愉快、游得開心。針對涉及小學生、幼兒園兒童犯罪頻發，公安機關組織開展“守護天使”專項整治行動，為千千萬萬家長解決了后顧之憂。酒后駕駛令人痛恨，人人喊打，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積極回應群眾呼聲，深入開展整治酒后駕駛專項行動，始終保持對酒后駕駛的高壓態勢，堅持“零容忍”，執行酒駕一律拘留等“四個一律”，讓酒駕致人死亡數下降四成。
打擊犯罪、服務群眾，不可能一勞永逸。2010年公安“給力”行動，帶來了老百姓的平安。人們在充分肯定的同時，也對2011年的公安工作寄予更高期望：“給力”還需再發力。
消除“被精神病”的恐懼
王松苗
1月4日，疑因舉報被送入精神病院14年的湖北省十堰市竹溪縣公務員郭元榮被接回家。竹溪有關部門稱，起初是“公安機關偵查發現郭精神異常”，遂送郭到醫院進行鑒定，并經郭家人同意入院治療。
從上述解釋中，不難發現兩點：一是啟動精神病鑒定的機構是公安機關，二是這種治療得到了其家人的同意。至于郭元榮本人的態度，則一字未提。
平心而論，對多數精神病患者的強制治療都出自善意且具有相當的正當性。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估計，我國各類精神病患者數量相當大，其中大約1600萬是重癥患者。而重癥患者中，只有20%到醫院就醫，另外80%流散在社會，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無論從社會利益還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慮，對精神病患者進行一定的強制治療都是必要的。但也應該特別注意，這種非自愿住院治療對精神病患者形成了強制，稍有不慎，極易演化為誘發糾紛的火藥桶。
雖然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違反治安管理的精神病人，規定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看管和治療，但這種 “治療”并不必然等于“強制治療”。按照《立法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該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予以授權。
要使非自愿住院治療程序正當合法，切實免除公民“被精神病”的恐懼，應當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強制住院，疾病應嚴重到什么程度？對非自愿住院治療，目前各地依據的“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只是衛生部2001年11月《關于加強對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的一個附件。其內容不僅缺乏上位法授權，而且其中一些用語也不乏歧義。比如，在“越不承認有病，越證明有精神病”的習慣性認知背景下，“拒絕接受治療或門診治療困難者”即可強制收治這一條，就有誤傷健康人的危險。
第二，強制治療，該由哪些人說了算？監護人、近親屬、所在單位等個人或機構是否有權對疑似精神病人強制送治？怎樣防止家屬、單位與當事人發生矛盾而可能造成的迫害性強制？立法應當對監護人資格取得的司法程序、醫院的收治程序，以及行政執法部門的陽光操作作出規定，增加收治管理和康復治療的透明度，特別要加強監督，防止公權力濫用。
第三，住不住院，“精神病人”有無選擇權？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志是所有醫療行為的基礎性前提。只有以自愿為原則，非自愿為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精神障礙者的權益。
總之，從根本上免除人們對“被精神病”的恐懼，解決上述三個問題僅僅是個基礎。“無危險，不強治”，應融入立法精神，成為執法理念。
誠信與“實名制”同樣重要
鄧海建
北京少數水果批發市場最近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個別不法商販在蘋果紙箱夾層中灌入水泥，以增加成箱蘋果的重量。面對這種造假手段，職能部門只得以“實名制”來監管蘋果的流向。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便有了蘋果“實名制”，也未必能確保非法逐利的沖動不會突破制度的防線。當年，“陽澄湖大閘蟹”為了防偽，給每只螃蟹的腳上掛上地理標識，但隨后各色湖塘出產的毛蟹都穿上了“防偽標志”，一度令消費者真假莫辨。
“實名制”的蘋果或許能減少虛假的分量，卻無法驅散人們的憂慮。客觀地說，市場失范既是制度問題，也是道德問題。成熟的市場經濟從不諱言誠信的意義和價值——這當然不是推卸監管部門的責任，但我們也當看到，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達到完美，監管的效能終歸有個限度。在千變萬化的市場中，道德自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成熟的市場經濟應當是講道德、講誠信的經濟。歷史也一再證明：沒有誠信等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遲早會引發無可規避的災難。
經濟領域如此，社會領域也不例外。最近的“深圳保障房事件”引起多方關注，審查工作歷時一年，從初審、復審到終審，三次審查三次公示，相關部門的確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仍“有確鑿證據證明大概有20余戶申請者隱瞞了房產、自有用地”。我們在反思制度缺陷、監管乏力的同時，也該反思：為什么開著豪車、住著豪宅的市民毫無愧色地與困難群眾去爭保障房？公民應有的誠信意識與悲憫情懷去了哪里？
民無信不立。經濟社會越是發展，越是需要誠信有序的人文環境。一方面，誠信是市場秩序的保障，有了公平公正的買賣，才有生產與消費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誠信是文明進步的基石。它不僅能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成本，且有助于彌補法令制度的缺陷。
這些年，社會上不乏“制度依賴”、“立法依賴”等工具理性思維。出了問題就罵制度，有了紕漏就怪法律不嚴密。其實，即便制度建立健全了，一些癥結也未必能得以有效紓解。道理很簡單，我們往往忽略了誠信的力量，忽略了訴諸道德的“良方”。
打擊假冒偽劣也好，反腐倡廉也罷，制度固然要硬起來，但作為制度規制對象的人，也須構筑起誠信的防線。相較于完美無瑕的制度，一個因誠信而立的社會同樣值得期待——而制度與道德兩相契合，也正是社會和諧的方向。
抵制“金幣誘惑”才能杜絕“血鉛事件”
武衛政
新年伊始，安徽省懷寧縣發生血鉛超標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近幾年，血鉛事件一次次牽動人們的神經。2009年發生了6起較大血鉛事件，2010年發生9起較大血鉛事件。這些事件大多呈現這樣一條軌跡：當地群眾尤其是兒童身體受到損害——醫院檢測，證實血鉛超標——媒體曝光，引起輿論關注——政府采取經濟補償和醫療措施，安撫群眾——輿論壓力進一步加大，上級部門介入——政府處理責任人，關停污染企業——事件淡出輿論視野……
對于這一軌跡，人們質問：血鉛事件為什么屢屢發生？“前車之覆”為什么沒能成為“后車之鑒”？
毋庸諱言，血鉛事件是粗放發展方式的必然結果。當前，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存在著不少工藝水平落后、污染嚴重的鉛冶煉、鉛回收和鉛酸蓄電池企業。在當地一些干部眼里，這些涉鉛企業是高利潤、高稅收的“搖錢樹”，從而在招商引資和日常監管之中，給予種種照顧。血鉛事件的發生，表面上看是企業環境意識淡薄、長期違法排污所致，根源還在于企業受到地方“特別保護”，有恃無恐。
不少國家都有涉鉛企業，問題在于，涉鉛企業具有很大的環境風險，一個地方引進這類企業，既要嚴把源頭準入這一關，也要嚴把日常監管這一關。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地方發生血鉛事件，恰恰是由于兩個關口都沒把住。
有消息稱，懷寧縣的那個污染肇事企業，居然還是縣環保局幫助引進的，沒通過環評就開始了試生產。就職能而言，縣級環保局本來就不應該承擔招商引資職能，退一步講，考慮到地方發展的現實，如果一定要給環保局攤派招商引資任務，也應該要求它引進先進的、環保的企業，怎么能“撿到籃里就是菜”呢？
當然，即便引進了先進生產力，也不意味著就可以放松環境監管。陜西某地工業園引進的企業鉛冶煉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在2009年仍然引發了血鉛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環境管理未能同步。在一些國家，對涉鉛企業污染源控制以及對廠區周圍水、空氣中鉛的監測有著嚴格的要求，但國內有的企業卻只重視生產，而忽視對周圍環境和群眾健康的保護，值得深思。
應該看到，涉鉛企業很多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而這些地方環境執法能力嚴重不足，多數縣級環保局不具備監測鉛及其化合物的能力，這就要求環保部門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嚴格監督，履行環保責任；同時更要看到，面對一些涉鉛企業的“金幣誘惑”和“搖錢樹功能”，光靠環保部門監管必然獨木難支，更需各級政府樹立科學發展理念，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真正走出發展“見物不見人”的誤區，切實維護群眾身體健康和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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