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體系”監督權力
彭方建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十七大時的提法是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從“機制”到“體系”，體現了我黨在公權力監督制約方面更加成熟。
這一監督體系包括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等各個方面，以此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以反腐辦案為例，它不僅僅是黨內紀檢系統一家的事。2009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統一開通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就是一個很好的與公眾合作的標本性舉動。大量反腐案件，就是在社會各界的民主監督、輿論監督下找出苗頭，通過專業的紀檢力量查明，最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
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把權力裝在籠子中運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已成為人們的共識。近年來，行政許可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多部法律法規對權力公開運行提出了很多剛性要求，各級黨委和國家機關也越來越認識到權力公開運行的重要性，作出很多有益的探索，如縣權公開試點、公布“三公”經費、聽證會、官員財產申報等，政府網站、黨務政務公開欄，新聞發言人、行政服務窗口等渠道也在不斷增加，方便公民對公權力的知情、參與和監督。
在黨的十七大提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基礎上，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對權力運行的規范性要求更加明確和突出。這就意味著，此前各種權力公開運行的探索應趨于制度化，進而體系化。如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
與此同時，黨內監督力量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要按照十八大要求，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對薄熙來、劉志軍等人問題的查處充分表明了我們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發出了嚴格規范權力行使，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監督的雷霆之聲。
黨的十八大已對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紀委也正在制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體系2013---2017年的工作規劃，進一步完善黨內反腐倡廉的教育、預防、監督、懲治的制度體系。從制度上、體系上著手，從根本上保證公權力不偏離為人民服務的軌道。這是保證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命門所在。
“轉方式”關鍵在于深化改革
尚前名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明顯放慢了前進的步伐。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拖累，但另一方面，更是中國政府主動謀變的結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空間。
改革開放至今，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穩定的高速增長。即使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也未能改變這一態勢。
不過，在驕人成就的背后，中國經濟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也是不爭的現實：危機引發的全球需求減弱，讓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的弊端顯露無遺;大量低效率的不合理投資，導致許多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低成本的競爭方式，不僅容易讓企業缺乏進取心，更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有效釋放……傳統的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尋找新的發展道路就成為緊迫的任務。
具體而言，就是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新變化，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
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減輕維持經濟高增速的壓力，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發展方式的轉變上去。
然而，經濟增速的放緩，卻并不必然導致發展方式的轉變。實際上，雖然“轉方式”轉了多年，但進展并不盡如人意。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發展方式有其自身的慣性，更在于相關領域的體制性束縛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十幾年時間里就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就在于依靠改革打破了束縛發展的多重體制性障礙，為經濟釋放了巨大的增長空間。
放眼未來，要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改革依然是最關鍵的環節：堅持擴大內需戰略，特別是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城鎮化進程，就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更多觸及深層次矛盾和更多面對內外部復雜因素的攻堅階段。在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背景下，要破除諸多藩籬，難度和阻力之大非同以往。
毫不動搖地進一步深化改革，力爭在一些關鍵領域和深層次問題上取得突破，并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這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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