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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

富子梅

必須保持監管的獨立性，徹底杜絕監管人員和被監管對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層監管執法的公信力

據報道，重慶近日查獲1250公斤含有國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福爾馬林（甲醛水溶液）的血旺。“甲醛血旺”早在兩年前就被當地媒體揭露過，卻一直沒得到根治，甚至成為業內公開的秘密大行其道。

接連曝光的食品安全問題，讓大家對表面上色香味俱全的各類食品幾乎喪失了基本的安全信心。從三聚氰胺奶粉到化學火鍋底料，從瘦肉精豬肉到染色饅頭，從硫磺生姜到福爾馬林血旺，問題食品此起彼伏。大家禁不住要問，下一個被曝光的問題食品將是什么？依靠媒體曝光來推動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是否太過被動？怎樣才能讓監管與懲處更有力有效？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百姓關注，高層重視。中央領導多次強調，要加大監管力度，嚴把食品安全關。頒布食品安全法、成立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以來，食品安全在國家層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但在實際中，卻表現出“一頭熱、一頭涼，一頭弱、一頭強”的狀況，即高層熱、基層涼，食品產業弱、地方保護強。

從當前情況看，高度重視食品安全的意愿、舉措還沒能傳遞到基層農場、工廠、市場和監管層。在各地，食品的生產、加工、銷售受制于薄弱的產業基礎依然散亂，小作坊、小攤販、小餐飲難以計數，而在基層特別是廣大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監管能力顯得捉襟見肘：人手不夠，資金短缺，監管乏力。再加上GDP至上的慣性思維，一些地方為了帶動稅收、拉動就業，縱容食品生產企業違規經營，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助長了企業逃避監管的僥幸心理，使一些小隱患積累成大問題。

食品產業規模化、組織化、規范化程度不高，行業自律約束機制不健全，企業質量安全管理能力較低，是食品安全處于風險高發期和矛盾凸顯期的重要原因，但這決不能成為問題食品頻現的借口。當此之時，更要把保障食品安全的各項舉措不折不扣落到實處，用嚴格的監管和嚴厲的懲處，破除本不該強大的地方保護，淘汰劣質生產經營企業，逐步改變食品產業基礎薄弱的狀況。

基層監管執法不能總在媒體曝光之后才有力度。要讓日常監管硬起來，一方面必須充實基層監管力量，配齊裝備，更新標準，培訓人員，提升監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須保持監管的獨立性，徹底杜絕監管人員和被監管對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層監管執法的公信力。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生產經營者、監管部門和各級政府的法定責任。各地各部門既要支持企業發展，也要嚴格監管。只有創新食品安全監管懲處體制機制，嚴懲違法犯罪行為，才能強化對生產經營者的外部約束力，促進其內部管理能力穩步提高。這雖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卻是強基固本之策，各地各部門務必嚴格落實責任，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禁煙禁酒需要行政規范與各級干部的表率

李泓冰

限酒與禁煙的步履蹣跚，有文化、政治和經濟的重重阻力。需要以法律來破解陋習，也需要行政規范與各級干部的表率

奉煙與敬酒，幾乎成了社交場上的中國文化符號，取代了從前物質短缺時期“你吃了嗎”之類的寒暄套話。如今，這樣的煙酒文化，因為傷及生理、心理健康，浸潤了官場、商場上的不良風習，甚至發生一些惡性事件，威脅到公共安全，引發公眾與決策層的高度警覺。

自5月1日起醉駕入刑之后，雖有頂風作案者，但顯然收斂了許多。在許多大中城市駕車“本本族”日漸普及之際，用法律來向醉駕嚴厲叫停，不但能終結久治難愈的酒后駕車，也是向無酒不歡的酒桌文化注入一針鎮靜劑。雖然醉駕的終結并不意味著與酒相關的各種潛規則的終結，但至少取得了具有標志意義的階段性勝利。

然而，同樣是5月1日推出的“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效果卻不如人意：在眾目睽睽之下，在禁煙標牌之側，煙民們依然怡然自得地噴云吐霧。盡管專家們一再呼吁，對個人難以掌控的兩大致癌高危因素——“二手煙”和“空氣污染”，應盡快立法并建立專門執法隊伍，重罰“公共場所吸煙”，然而，中國的禁煙步伐依然遲緩得讓人失望。我國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承諾今年1月9日前在室內公共場所和室內工作場所實現100%禁煙，可是，履約的5年內，不僅全民吸煙率沒有下降，二手煙的受害者卻在3年內增加了2億人——這一失約與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很不相符。

限酒與禁煙的步履蹣跚，有文化、政治和經濟的重重阻力。其中，煙酒文化習俗的阻力首當其沖，影視中要表現正面人物的深思熟慮，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往他手中塞一支煙；百姓婚喪嫁娶場面上也斷然少不了煙與酒；送禮最體面最拿得出手且不太會有行賄受賄之嫌的，也非煙酒莫屬。類似“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的官場潛規則，就這樣四處蔓延。煙酒產業的厚利以及對地方GDP的貢獻，便在官場與民間積習中互相唱和，獲得“雙贏”。

現在，法律終于莊嚴出場了。

醉駕入刑，基于長期以來公眾對酒駕的深惡痛絕與窮追猛打，也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文明的局部勝果，這或將成為法律源于社會習俗，同時又約束社會習俗的極好范例。衛生部發布《條例》規定，從5月1日起全國將在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可是，由于缺少可操作的執法方案及執法人員，難免遭遇尷尬。

打蛇必打七寸。我們除了繼續呼吁以法律來破解陋習之外，也寄望于行政力量與各級干部的表率作用。事實上，上述的三重阻力，都與各地行政管理執法方面的默許或者寬容息息相關。倘若有黨政干部率先垂范，對相關企業不再有明里暗里的保護性政策，對違法者以及違法后尋求關系開脫者必查必究，積重難返的煙酒陋習，或能在這樣的綜合治理下有所改觀。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離法治軌道

范正偉

人們對“徐武事件”的諸多質疑，一方面說明有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同時也再次反映出我國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漢武鋼職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強制入院治療4年后，近日從精神病院逃離到千里之外的廣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們關注“徐武事件”，既是關切一個公民的人身自由，還因為它與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處：同樣是被有關部門強制治療數年，同樣有“狀告”、“上訪”因素，同樣是親屬和本人都不認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數位“精神病人”都被證偽的背景下，要改變人們的習慣性質疑，確需拿出十分過硬的依據。

到目前為止，關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質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夠說服力的回應。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說徐武本人否認，尚可用“不承認有病，越證明有精神病”來解釋；那么在徐武家人堅決否認，并稱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訴下，在廣州醫療機構的初步診斷與有關方面存在較大出入時，面對收治者與被收治者及其家屬的各執一詞，究竟該由誰來甄別鑒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強制收治？如果說強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結果”，徐武行為的危害結果是什么？有關部門若掌握了足夠的證據，在“徐武事件”成為公共事件的今天，為何不能及時公之于眾？至于跨省追尋，更是令人不解，徐武雖然從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關方面直接介入不僅于法無據，還會讓人疑竇叢生：為何對一個“精神病人”如此關心？

上述疑問，一方面說明有關部門的工作需要改進，同時也再次反映出我國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強制收治沒有門檻，缺乏程序規范，個人救濟缺乏途徑，住院期間缺乏糾錯機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鑒定尤其是強制收治，很容易標準模糊乃至隨意輕率。更值得警惕的是，從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來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鑒定和強制收治，往往有著復雜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強制，尚且有明確期限以及救濟途徑；一旦被認定為精神病強制收治，不僅恢復正常遙遙無期，救濟途徑更是付之闕如。

盡管我國的《精神衛生法》尚在襁褓，盡管“無危險、不強制”理念還沒有具體條文落實，但必須看到，即便“強制收治”是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為前提的，需要格外謹慎。更要看到，非經法定程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對其強制收治同樣必須通過嚴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種對公眾、媒體和家屬不透明的環境下進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來，對于類似精神病的鑒定，我們應該回到醫學本身，讓精神病的強制收治遵循程序正義。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尊重當事人和家屬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進而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基層政府“曬賬本”要防“技術處理”

馬國英

如何確保基層政府公開的數據真實、具體、全面，是“三公”經費公開提高公信力必須解決的問題

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推進財政預算公開，其中，要求地方及部門比照中央做法，做好財政預算、“三公”經費等的公開，受到關注。

公開“三公”經費，基層政府準備好了嗎？

中央垂范、省市跟進，公開“三公”經費對基層來說，絕無推諉、拒絕之理。可基層也有難言之隱。正如一位基層干部所言，“三公”經費公開對節約行政成本、監管專項資金等有好處，但有些經費卻很難省下來。比如縣鄉政府要去跑項目，迎來送往、宴請招待等等，難以避免。

這讓人想起四川巴中市的白廟鄉。去年3月開始，白廟鄉政府將“三公”經費等支出“曬”在網上，列明每筆費用，包括一次花1.5元買了一本信紙，引起廣泛反響。據說白廟鄉“裸賬”后，鄉黨委書記苦苦跑了兩個月，也沒有爭取到一筆資金。所以有人稱白廟鄉為“孤本”。所幸一年之后媒體回訪，情況有了好轉，有企業準備要投資當地特產金銀花，因為在企業看來，“敢于公開自己賬本的政府，既能取信于民，也能取信于企業”。

鄉鎮政府公開“三公”經費支出，“是一件簡單的事，卻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公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技術上并不復雜，但這么多年來全國幾萬個鄉鎮只有白廟鄉真正做到了全部公開，可見，確實有難度。

財政預算、“三公”經費公開，一直是熱點話題，社會呼聲很高，各級政府也嘗試破題。2007年施行的監督法，將人大對財政預算的審查監督具體化；2008年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建設陽光政府提供了制度支撐。公開已成大勢所趨，特別是現在，中央明確要求，地方和部門只有具體落實的問題。需要防范的是，可能會有一些基層，在“如何公開”上動足腦筋，對公開的數據做“技術處理”，比如把“三公”經費調到其他支出項目里，使公布的數字遠遠小于實際支出。某縣前幾年搞辦公經費厲行節約，在內部公開過包括“三公”經費的數字，有的鄉上年支出了二三十萬元，卻只報了3萬元。如何確保基層政府公開的數據真實、具體、全面，是“三公”經費公開提高公信力必須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從整體上說是一種增量改革，用俗語概括接近“緊燒火、慢揭鍋”的意思，就是要統籌考慮改革的速度、效益與時機。基層實行“三公”經費公開，可能也需要這樣一個過程。白廟鄉的“公開后效應”證明，它可以成為“范本”。相信，隨著改革的推進，配套措施的完善，監督體制的健全，更多的基層政府能把壓力轉化為動力，讓“保密賬”變成“明白賬”，更成為“民心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