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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海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聽取并審議了《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明確：鼓勵緊急現場救護。鼓勵經過培訓、具備急救技能的市民，對急危重患者按照急救操作規范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同時，強調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因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對患者造成損害的，經過合法程序認定，由政府予以補償。
緊急現場救護的重要性，通過諸多例子可以說明。2013年，在武漢市武昌地鐵2號線光谷站出口發生感人一幕：一名小伙不幸暈倒在地，正好路過的巴基斯坦來華留學生哈馬德見狀，毫不猶豫地上前施救，讓小伙在現場蘇醒過來。2014年2月17日，一位女白領突然暈倒在深圳地鐵的通道里，在120急救車到來之前的50分鐘內，竟然沒有任何人對她采取有效急救措施，120到達現場時患者已經死亡。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同“見摔不扶”一樣，緊急現場救護也面臨著“當救不救”的道德困局。
其間雖然有“不會救”的能力問題，但更多還是“不敢救”的態度問題。救人之后被訛詐怎么辦，如果出現了損害事件又如何處理，諸多顧忌讓每一個想沖上前去的人，都有所顧慮，于是他們往往會選擇拍照，拍視頻或者打電話，甚至呼叫別人上前，但自己就是不愿或不敢伸出援手。對此，曾有媒體做過現場調查，“怕承擔責任”成了很多人不實施急救的理由。因而，出臺“好人法”給公眾顧忌松綁，讓好心人在公開場合無償施救時免遭訛詐已無可回避。
上海市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解春稱，中國公眾的急救技能普及率不到5%。相比之下，在美國，這一數字為85%，法國為40%，新加坡為30%。公眾急救技能的普及率跟“是否愿救”的意愿密切相關，比如，《好撒瑪利亞人法》在美國案例法中出現的時間相對較早，并通過“免責式保護”而給公眾權利松了綁。通過法律的保護式鼓勵，讓公眾的急救技能的普及率得到了極大提升，公眾急救的意愿日益強烈，“見危而救”已然成為一種習慣性常態。
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意味著，無論是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損害，都將由政府全部埋單，從而實現了個人的“零風險”。這樣的兜底保護釋放了最大的善意，也是對緊急現場救護的最大激勵，體現了公共責任應有的擔當。事實上，當緊急救護本身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并成為社會公共管理和服務的一部分，為其后果埋單本就是社會共治的一種延伸。近年來，從各地見義勇為立法的保護條款的擴大與深化，再到北京、海南、深圳等地將“好人法”原則納入急救立法，折射的是一種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級。
急救也好，救助也罷，社會問題最終還得整個社會來解決。“見摔不扶”的道德困局，既是一個道德問題，同樣也是一個法律問題。用法律的手段去引導、保護和激發道德責任，是公共責任應有的擔當，也是公共管理倫理的體現。只有通過立更多的“好人法”去激勵和保護好人，社會才會好人輩出，能人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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