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增進人權發展
鄭直
第四屆北京人權論壇于9月21日至22日舉行，來自26個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及港澳臺地區的近百名人權高級官員和專家學者出席。本屆論壇下設“價值觀與人權”“文化傳統與人權”“人類尊嚴與人權”三個分議題。
中外人權觀念的共識，正在溝通對話中逐漸擴大；國內人權事業的發展，也相應不斷增進。近年來，我國不斷落實“以人為本”，不僅充分肯定了人類共同的人權理想和訴求，更以實際行動推進人權保障的陽光照進社會運行每一個角落。
共識不等于亦步亦趨。各國人權發展的路徑，并不完全一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即便在西方，不同國家之間的人權發展道路也不盡相同，再多一條“中國道路”又何妨？各條路徑之間不斷比較、競爭、借鑒，是殊途同歸抑或各有洞天，歷史將給出客觀評判。
關鍵是要持續不斷地溝通，并在溝通中達成相互理解、尊重和支持。比如，以西方近百年來的發展歷史，鮮有忍饑受凍、亡國滅種的威脅，就很難理解主權、生存權、發展權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不同的文明之間，數千年文化、宗教傳統各異，在社會發展和人權保障的某些具體路徑選擇時，自然也會存在分歧。
此時，面對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多元化，最應當拋棄那種不合時宜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立場和態度，而應高揚協商理性的大旗，力推一種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協商機制，拓展人權保障廣闊空間。
需牢記，對話總比對抗好。不尊重文化多樣性、過度的民族文化優越感，往往就隱藏在居高臨下的人權指責背后，成為歷史上對抗和沖突的肇始，反過來阻礙了人權事業的發展。
進入全球化勢不可當的新時代，人權領域應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橋梁，而非相互攻訐甚至別有用心的角斗場。與其互相指責，不如多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比如針對農村基層民主自治、城市社區自治、如何保障弱勢群體權益、如何促進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等領域，加強合作調研、經驗交流，相互學習借鑒。
保持人權交流溝通的同時，可以進一步下移重點，將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面向社會基層、面向具體問題、面向百姓生活。如果人權和公民權利不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不與他們關心的具體問題相結合、不從基層組織入手，就沒有社會基礎和生命力。這樣做，或許還將深化各方的人權共識，共同增進人權事業的發展。
誠信背后的文化缺失
范玉剛
近來，一些領域和部門的誠信及操守受到質疑。同時也引發人們對社會誠信面臨危機的熱議。聯想到近期食品業發生的“地溝油”等惡性事件，這些不僅關乎商業信譽，同樣關乎社會誠信。
公眾對社會誠信的質疑遠超出某些事件本身，更多的人關注的是能在制度透明、規則明晰的環境里輕松而正常地生活。如果在最具有公信力和公眾期待的領域，人們都可能失去信任，如何還能讓公眾對社會生活未來有信心？
社會誠信面臨危機，“傷”的是社會的正常秩序，“傷”的是每一位公民自身的權益。社會誠信危機會擾亂正當的社會價值，造成社會普遍的冷漠。誠信體系的建構和維護關乎社會秩序，更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在一些地方，社會誠信危機效應的放大，是社會主流價值觀扭曲的折射，是社會缺乏對應當的價值的自覺和弘揚，更是缺乏對至善的祈向。
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風尚和誠信意識本應日益增強，決不能落到每個人把所有人當成不可信任的他者之地步，與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讓人普遍焦慮、恐懼的事，這是應當引起各界關注和警惕的。
當前，應對社會面臨誠信危機，如何重拾信心、重樹誠信形象至關重要。
首先，“先立乎其大者”在于針對社會癥結培育有誠信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土壤，進行社會契約的制度性建設。文化誠信意識重在自覺，文化是制度之母、體制之根、民族之魂。文化價值立，則秩序井然。有了對文化價值的祈向，人就有了精氣神，社會就有了進步的巨大動力。固然誠信危機的克服重在制度建設，但更根本的是文化意識的培育和價值的引導。
其次，加強社會和新聞媒體的監督，進一步尊重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話語權。政府機構要力戒一個腔調不著邊際的“整改”，官腔官調，哪見真誠？不透明怎么取信于民？企業和單位要有社會責任意識，要明確和擔當社會責任。只有制度的完善與誠信意識的匹配，才能使誠信見諸實踐和日常生活的細節，而不至于使誠信陷入被踐踏的境地。
文化意識缺失，制度就難以建立，即使建立也難以執行。制度不是萬能的，無法救贖失信的人心。直面危機，救贖人心和社會責任心至關重要。沒有文化意識支撐的社會契約就是一具毫無血肉的骨骼，它怎么會有生命力？誰也不愿意生活在沒有契約和不相信契約的社會。
新學年緣何“熱點”多
周大平
新學年伊始，引發爭議的教育熱點接踵而至。稍加梳理不難發現，一些熱點不過是在同樣的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而已。
9月9日，湖南邵陽9名學生在一起沉船事故中遇難，再次引起輿論對農村孩子上學安全的關注。記得去年12月湖南衡南14名學生在搭乘一輛“奪命校車”上學途中喪生，輿論就呼吁解決農村校車問題，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徹查，可是迄今，還有多少黑校車在鄉間公路上運送孩子？一些地方撤點并校之后，不少學生上學太遠，當地教育部門、交通部門如果不能妥善解決他們的交通問題，將致使類似的事故反復發生。人們還要等多長時間，才能看到建起農村學生的安全校車工程？
9月14日，“蘋果體驗中心”進駐北大圖書館即將開業，可以視為此前兩家咖啡館在中國傳媒大學教學樓內開張的延續。其實，在更早出現的清華真維斯樓冠名事件后，就有評論認為，問題不在大學教學樓能否冠企業名，而在于大學作出冠名的決策過程。國外知名大學的冠名無不經過民主決策的程序，在公開的討論、聽證中，為實現校方和企業利益的平衡，冠名的時限、冠名得來的財與物如何使用等均有涉及。國內大學則多是在師生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單方面拍板，結果必然導致沸沸揚揚的質疑。
9月15日，教育部官方網站公布的《關于做好2011年秋季開學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就學工作的通知》，全部是對既往規定的重申。只是因為開學前夕，有的地方關停了打工子弟學校，導致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求學無著，于是發此通知。然而像這樣有規定不執行，下發通知重申規定也不執行的事卻不見問責。
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就學，關鍵是對不落實相關規定的地方政府部門追究責任。就關停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在一些地方傳出沒有妥善解決在讀學生的就學去向，就匆忙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消息時，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就應依法介入調查，督促地方政府以“流入地為主，公辦校為主”原則，妥善解決這些學生的城市求學，地方政府在關停行動中如有失職將受到嚴肅問責。可是，在問責機制缺失的背景下，不斷“重申”的通知，只能消解法律法規的作用，使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承受損失。
今年暑期，上海紀實頻道曾播出的六集專題片《教育能改變嗎》，聚焦近幾年的教育熱點話題，深度剖析了這些問題的根源，并嘗試尋求解決辦法。新學年出現的上述總在同樣的問題上被公眾質疑的教育熱點表明，教育要收獲進步性的改變，還須下決心破除傳統的管理思維和種種既得利益的糾纏。
美聯儲“扭轉操作”用心
華秀萍
美聯儲于9月21日貨幣政策會議后，宣布實行“扭轉操作”。計劃在2012年6月底之前購買4000億美元6年至30年期的公債，并賣出相同數量的3年和以下年期的公債。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區間不變。
“扭轉操作”是寬松貨幣政策的操作工具之一。它并沒有向市場輸入額外資金，僅僅是賣短債、買長債，在公開市場上改變短期和長期國債的相對供給，在維持短期利率不變的情況下，壓低長期利率，從而達到“扭轉”收益率曲線的效果。這一操作目的是為了壓低市場利率，比如銀行貸款或者住房抵押貸款的利率等，從而刺激消費者與公司去借錢。
這次美聯儲沒有選擇直接降低利率，卻選擇“扭轉操作”。在美國經濟增長緩慢，整體就業市場持續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非住宅建筑投資仍然很弱，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等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疑是必要的。但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挽救美國實體與虛擬經濟，美聯儲先后實施兩次量化寬松措施，導致美元大幅貶值，并引發全球流動性泛濫，一方面引起國際上諸多不滿甚至抗議；另一方面，也使美國自身承受高通脹壓力：前一段時間，美國核心通脹率已達2%，到了管理目標的上限。此外，美國還深受債務危機困擾，如果實行第三次量化寬松（QE3），將再次增加美國國債規模，無疑是雪上加霜。國內外的壓力與阻礙，導致QE3很難出臺。
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出臺“扭轉操作”，一方面，可避免增加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減緩通脹與債務雙重壓力；另一方面，可通過長期利率的降低，幫助貸款持有者，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者，從而“適度”支撐房地產市場以及刺激國內消費。
愿望是美好的，但效果如何卻有待觀察。盡管“扭轉操作”已被市場廣泛預期，但真正出臺后，仍有不少專家質疑其有效性。當前的聯邦基金利率已經維持在2008年以來的最低點，但消費者明顯不為所動，貸款需求并未增加。通過“扭轉操作”未必能夠改善這種狀況。就歷史經驗看，1961年的肯尼迪政府采取該政策，僅僅降低了長期利率0.1～0.2個百分點，對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也有批評指出，美聯儲也有可能在長期國債上遭遇損失，因為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率極有可能超過長期國債利率。
可以預期，一旦“扭轉操作”效果不盡如人意，美聯儲或可采用其他操作工具，比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但QE3是否出臺，仍然要看通脹壓力與債務危機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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