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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仍然是人們進行活動的基本行為準則，作弊是一種違背誠信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果社會輿論環境形成了一個反作弊的強大氛圍，人們就會自覺抵制作弊行為。反之，人們就會認為作弊情有可原，為作弊說情。治理作弊，同樣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應當在日常教育中，增強考生的誠信觀念。但是，由于道德手段的非強制性，法律手段仍然是解決考試作弊問題的最終手段。

　　對情節較輕的作弊，只是一種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不能認定為違法或犯罪，就像普通的盜竊十塊八塊錢并不能被判刑一樣。如小學生在普通的期中考試中作弊，就追究他的刑事責任，這顯然是不妥的。而情節較重一點的，可以構成行政違法行為。對此，可以予以一定的行政處分，如該門考試以零分計算或者取消考試資格，再嚴厲的是取消一定期限甚至終生禁考。教育部在2004年7月4日發出的關于制止違紀舞弊的通知中，規定對雇人替考者和“槍手”，都要給予退學或取消學籍的處分，若系在職人員，也要給予相應的行政處分。

　　當然，情節嚴重的作弊是可能構成犯罪的。決定某一種行為是不是構成犯罪，最主要的就要看它的社會危害性。作弊盜竊分數，就可能使原本可能通過考試的人由于“鳩占雀巢”而失去機會，這種對個人造成的損害有時是非常巨大的，危害性遠比盜竊幾千塊錢更嚴重。作弊反而通過考試，對認真學習的學生是不公平的，客觀上也使得其他學生所取得的成績貶值，為什么一些文憑現在不值錢了，就是因為考試作弊太嚴重，通過太容易了。更何況作弊不僅是對社會誠信的巨大破壞，加劇社會的信用危機。如果每年高考都不斷爆出作弊丑聞，則高考制度的信譽必將得不到保證，最終受損害的是廣大學生。而發生在高考中的有組織的團伙作弊，后果則更為嚴重，可能造成一定范圍或地區的重考，這種破壞考場秩序的行為如果不用刑法調整，就不能體現犯罪行為與刑事責任的相適應。所以，應當對專職代考、組織多人作弊等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法無明文不為罪，應當在立法中規定作弊是一種犯罪行為。 　　　　　　當一種社會現象的危害性足夠大的時候，就需要司法介入，比如足球黑哨就是這樣。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法律規定，各學校自行其事，對同樣的作弊，各家處罰不同。如中國傳媒大學規定只要學生作弊，校方就會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而根據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凡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除確實有悔改表現的不準正常補考，并沒有規定退學、開除一類的處分。而有的高校則有禁考、零分、取消學位、不準畢業等不同的規定。所以，如果國家不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規定，處理作弊問題上的無序狀態必然會繼續下去。

　　制定一部專門的《考試法》是將考試制度納入法制化的必然選擇。在《考試法》中，應當明確專門的考試管理機構，還要規定哪些行為屬于作弊，對作弊行為的認定程序、以及對作弊的處理、違反《考試法》的法律責任等，改變以往作弊都是監考人員單方說了算的情況，并且對認定作弊的，應當允許考生進行申辯，這些內容均應通過《考試法》加以規定。有了法律的約束，考場的天空才會更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