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華里委）
在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勝利舉行、毛主席黨中央號召“全黨動員、大辦農業(yè)、為普及大寨縣而奮斗”的大好形勢下，根據市委負責同志關于進一步抓緊抓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鞏固工作的指示，在街道鄉(xiāng)辦的統一領導、組織下，我們對回滬青年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訪問、調查。經過一個月的工作，基本上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人數清、情況明，體現黨的關懷，有利于今后動員。
我們大華里委到10月底共有回滬青年55人，其中正常探親的為22人（已有9人返回農村），在搞病退的有5人，家里有困難需要照顧的有3人，回滬治病的有11人，身體不好、待查明病情的有2人，因當地安置方面問題在滬的有5人，屬于思想問題的有6人。
我們的工作是在里委黨支部的領導、安排下，由里委上山下鄉(xiāng)干部、訪問小組的同志與居民大組的負責人“三結合”,按照居民大組開展訪問調查的。廣大居民中的積極分子、送子務農家長代表和退休工人，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和積極的配合。有些退休工人、里弄干部，年齡大、體力差，和我們一起登上三、四層樓，已經氣喘吁吁了，仍然堅持向回滬青年們熱情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宣傳大好形勢。他們還主動向我們提供群眾的反映，介紹有關情況，使我們能對每一個回滬青年有比較全面的了解。例如，有一個青年回滬后深居簡出，很少露面，里委“回滬青年名冊”上也沒有這個人。這次訪問時才發(fā)現這個“漏洞”,我們上門時他的情緒十分沉悶，言語很少，居民大組負責人就將群眾反映的情況告訴我們。據了解，這個青年在農村與當地姑娘戀愛遇到了一些問題，因此思想情緒比較反常。這樣，就使我們掌握了上門訪問時未能了解的情況，有利于今后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為了堅持在工作中體現黨的關懷，我們力爭把工作做到每個回滬青年本人，個別青年常不在家，我們就不厭其煩、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上門，直到與本人見面。
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的舉行，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報告，十二位知識青年代表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給這次工作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東風。訪問中，許多回滬青年暢談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收獲、體會，暢談了農業(yè)學大寨的大好形勢和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大好形勢。在安徽潁上插隊的青年楊網虎向我們介紹了把分散插隊的青年適當集中起來、舉辦青年場的情況。知識青年相對集中，有利于加強領導和統一組織學習，有利于發(fā)揮青年各自的特點，既搞農業(yè)，又搞多種經營，發(fā)展了集體經濟，也增加了青年收入，生活、思想也相對地趨于穩(wěn)定，鞏固和發(fā)展了上山下鄉(xiāng)的成果。
【憶與議】
這是現代八股的典型表現。當年把“鞏固上山下鄉(xiāng)成果”與“農業(yè)學大寨”聯系在一起，是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12名知青代表給毛澤東黨中央一封信之后才出現的“新提法”,而此時由街道里弄組織的訪問調查工作已近尾聲，卻在“工作小結”里胡謅什么“一股強勁的東風”,活脫脫一個時間大挪移。當然，假大空套已經“蔚然成風”,上上下下都懂得那些不過是“虛詞、虛語”,沒有人會當真。
上述小結中提到里委有“回滬青年名冊”云云。如今想不起那是何等模樣，但是它提示人們，當年的知識青年是受到何等的“重視與關懷”,當然，這絕不是因為他們作出了絕頂偉大的功績而備受厚愛，而是由于上山下鄉(xiāng)政策不得人心、卻還要“鞏固成果”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管理手段，街道鄉(xiāng)辦督促里委干部通過居民大組長和小組長，把回滬知青的日常生活動向掌握得一清二楚，遇到長期逗留在滬的除了上門還可能與家長的工作單位聯系、“共同努力”動員返鄉(xiāng)……時過境遷之后，回味那樣的管理方式，還能認為如此生活方式下的知青及其家庭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是真誠擁護的嗎？
通過上門訪問，向回滬青年轉達了上海市各級領導和全市人民對廣大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親切關懷和熱情慰問，使青年們受到很大鼓舞。絕大多數回滬青年及其家長，都熱忱歡迎我們上門訪問，并表示感謝。不少青年說，“上海各級領導和廣大人民時時關心著我們，不僅派出了慰問團到農村來加強領導，就是我們回滬，也這么關心我們，派人特地上門，問長問短，問寒問暖。我們要把上海人民的殷切期望帶回去，積極投入農業(yè)學大寨運動，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新農村。”一些回滬治病的青年表示要積極治療，爭取早日重返農村第一線。例如，在黑龍江尾山農場務農的陸玲芬，農場給了假期回上海治病，她表示要努力爭取早日恢復健康，提早回場，和廣大青年一起為改變農場面貌貢獻自己的力量。
與此同時，不少家長也表示要做支持子女堅持鄉(xiāng)村、扎根農村的促進派，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讓子女盡快返回農村。例如，在江西信豐插隊的青年宋勇，因母親患癌癥，回滬照顧。這次上門訪問時，他母親表示：“做家長的不能拖孩子的后腿，要多為孩子的成長著想。我的病一時不會好，不能因此把孩子老是留在上海。我爭取讓他在一個月內回農村去，投入當前的偉大革命運動。”這個青年最近已返回了農村。街道召開的送子務農家長講用交流會，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在會上發(fā)言講用的家長沈長華，在會后的討論中說，要向先進學習，鼓勵自己的孩子在農村扎根，鐵心務農，做一輩子社會主義新型農民。
在全國農業(yè)學大寨會議精神鼓舞下，通過訪問調查工作和交流大會，也推動了一些青年及時返回農村。例如在安徽插隊的章斌雄，9月底回來探親，10月底就離滬返皖了，打破了一些插隊青年回滬時間較長的“常規(guī)”.目前，已經有9人返回農村，還有5人即將返回農村，投入轟轟烈烈的普及大寨縣的革命運動中去。
【憶與議】
上述內容屬于“正面”的“成績”,其實沒有什么具體內容，空洞而枯燥，硬是把三個在走訪期間返回農村的回滬青年，扯到起草小結時剛剛熱火起來的扎根農村、普及大寨縣這樣的時髦話題上。
訪問、調查過程中，通過與回滬青年的廣泛接觸、交談，也看到了一些目前還存在的問題。
一般地說，在中央73年21、30號文件下達后，各地青年住房、口糧問題已基本解決，尚未落實的只是少數。目前反映較多的是：農村中一些地方的領導對知識青年政治上的成長關心比較少，黨、團組織很少過問知青的入黨、入團問題，政治學習也沒有人抓，滿足于把生活安置工作做好，把青年作為單純勞動力使用，或看做可有可無、放任自流。有的地方仍然有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浙江鄞縣插隊的陳菊芬反映，農閑時女勞力還無工可出，影響了女青年的思想情緒和經濟收入。有些在江蘇、浙江投親插隊的青年，如在常州的徐文清、蘇北金湖的韓桂榮等反映說，當地知青工作沒有人抓、管，一盤散沙。而由安徽淮北回滬的青年反映較多的則是當地農村請客送禮、走后門的歪風比較嚴重，影響惡劣。
同時，我們也發(fā)現，知青家長的思想常常直接影響知青的思想行為。例如有些家長認為插隊務農吃虧，把子女留在家里也并不增加負擔，還可以幫忙做點家務，帶帶小孩等。有的家長則對孩子下鄉(xiāng)不放心，說“現在回去，隊里沒有其他青年，孩子自己害怕，家長也不放心，不如再呆一個時期或過了年再說。”等等。由此造成一些青年較長時期地逗留在上海。這些情況要求我們抓好建立和健全家配小組的工作，把廣大知青家長統統動員起來，發(fā)揚先進，學習先進，共同做好上山下鄉(xiāng)鞏固工作。
再就回滬青年本身來說，雖然至今尚未發(fā)現串連鬧事的苗子，但也存在各式各樣的思想情緒。例如，有個在黑龍江務農的青年吳雪清，認為自己已近三十歲了，今后回上海的機會不多了，所以乘這次來滬看病，在上海多呆一個時期。又如68屆半工半讀畢業(yè)生毛秀佩，現在黑龍江農場，聽說其他地方的同屆畢業(yè)生有抽調到工礦的，因此也希望能在成家以前上調。再如，黑龍江軍墾農場回滬的陳國芳反映說：“現在實行包工、評分，體弱青年和女青年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因此有不安心的情緒。一般地說，在下鄉(xiāng)較早的青年中，有等待上調想法的為數不少。
此外，對一些老大難問題，諸如鄭步高、許阿雷等人，我們覺得應當同有關領導加強聯系，共同努力，盡快解決為宜。
【憶與議】
相對于前面那段“正面”的“成績”而言，“負面”的“問題”就顯得內容上具體一些了，或許是因為我對知青在農村的實際情況有切身體會，這方面寫起來就顯得得心應手。從字里行間也不難發(fā)現，當時的“走訪”活動說的是體現“關心、關懷”,實際上更注重于防范回滬青年“串連鬧事”.其實，“下鄉(xiāng)較早”的青年“不安心”等實際問題，是亟待解決的不安定因素。當時的“主流民意”是希望在下鄉(xiāng)幾年后有機會上調進廠，由于這也是政策允許的，所以幾乎沒有人熱衷于“扎根農村、堅持鄉(xiāng)村”之類的宣傳。
總而言之，通過這次訪問調查，使我們感到，上山下鄉(xiāng)這條戰(zhàn)線同其他各條戰(zhàn)線一樣，形勢喜人，形勢逼人，形勢要求我們進一步做好上山下鄉(xiāng)工作，尤其是鞏固工作。對我們地區(qū)來講，這是積極參加大辦農業(yè)、普及大寨縣偉大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在毛主席三項重要指示指引下，以黨的基本路線為綱，進一步提高對上山下鄉(xiāng)鞏固工作的認識，充分調動和發(fā)揮各方面的力量，使我們的工作能緊緊跟上革命形勢飛躍發(fā)展的步伐！
更多信息請查看工作總結
公眾號
事業(yè)單位
當前位置：
公考類
招聘類
各類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