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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的兩千元跟現在的兩千元，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我真的無法接受。”已經退休的高女士發現當年有一筆巨額工資單位沒有發放，過了近四十年，單位只同意按照原來的金額補發給她。

顯然，雙方疏忽導致四十年前的工資至今未領。作為醫護人員的高女士因公出國，沒有交待家人按月到醫院代領工資。就當時的條件而言，高女士的家人按月幫她到醫院領工資，是最好的方式。而作為醫院，應及時提醒聯系高女士的家人來領工資，或服務上門，將工資送到高女士直系親屬手中。對因物價指數上升而導致的遲發工資糾紛，或協商，或訴訟，因責任是雙方的，解決這一糾紛并不難。

倒是高女士的一句“四十年前的兩千元是一筆巨款”引發共鳴，值得關注。幾年前，有全國兩會代表到北京市場搞調研，發現用10元可買到21個雞蛋、或5根黃瓜、或3個蘋果、或5張地鐵票、或7個番茄，引發了各地曬物價的熱潮。有網民曬出七十年代10元錢能買到20斤菜心、近100斤大米、11本書等等。還有網民算出驚人結果，說60年代末的最低工資36元，一場電影的學生票是5分，現在的一場電影的學生票最低30元，是600倍。以此類推，現在的21600元工資才能抵60年代末的工資36元。

在七十年代，高女士的“兩千元巨款”，多養幾個娃不在話下。可如今，二胎政策出臺后，引發網上多生一個孩要付出多少成本的熱議。有人算下來，孩子就算上學不留級，不擇校，不上輔導班，不社交，保持一般的生活水平，一個家庭把孩子拉扯到24歲最起碼要付出56.7萬。于是，不少想要二胎的媽媽驚呼：“養不起!不敢生了!”盡管這些算法值得商榷，“2000元巨款”畢竟是物質匱乏年代的標志，但九斤老太般懷想“購買力變遷史”，折射出人們對當下收支比的困惑與增加收入的訴求。

不僅如此，從基尼系數專業數據的角度看，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的《中國薪酬報告》顯示：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為47.1萬元，職工平均薪酬為8.2萬元，相差5.74倍;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達到112.77倍。如果再跟低收入群體的薪酬相比，差距更為驚人。就像高女士一樣，在七十年代幾十元錢的工資能養活全家。那時，干部、教師、醫生、職員的工資都很低，而重體力勞動者要高一些，因此人們覺得收入比較合理，幾乎沒有攀比心態。

高女士不滿補發四十年前工資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下民眾對收入分配的關切。“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規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鍋里有，碗里才有。”破解收入分配難題，要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更要靠改革與發展。如果住房、醫療、教育以及養老等不再成為壓趴駱駝的稻草，老百姓不缺錢、敢花錢，那么，“兩千元巨款”就不會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懷舊情結。